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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部分(第4页)

①琼?蒙内特:《回忆录》,第 134 页。

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

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

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

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

的政治主动权,被 1927 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

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

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

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

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 1927—1932 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

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

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

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 1927 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

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

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

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

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 年 3 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

从 1929 年 5 月至 1930 年 6 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

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

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 1/3 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

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 20 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

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

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

轮罢了。①

根据 1927 年 7 月和 1930 年 5 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

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

的社会局的监督。自 19 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

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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