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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部分（第5页）

领域，一切职业上的争执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

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且

从他们的传统活动中被驱逐了出来；也同样失去了对某些反对外国的运动的

控制，２０　多年来他们曾经致力于发展这种运动，并从中得到好处。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从商会的显

①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　227—228　页。科布

尔：《国民党政权》，第　23　页。

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在上海的商民部接受指示。①抵制运动本来是

商人们抗议外国权势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它制度

化。政府终于得到了一种双刃武器，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

资产阶级。在　１９２７　年　６　月日军于青岛登陆所引发的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

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总部，各种规定从那

里发出，对违犯规定者的处分也由那里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

似乎经常是空着的，这次抵制仍然给了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

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作为对日军再次在山东登陆的

回答而组织的　１９２８　年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的。５　月

初《中央日报》大字标题的内容是：万众愤怒抗议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

集中权力。②７　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抗日会议规定了全中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

当行动，这一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③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的抵制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

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的手里。日本在国际联盟声称，是中

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一运动，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

计划。它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④Ｃ．Ｆ．

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的论点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

未插手，但他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要好得多。受控制

的“自发”群众运动这一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之后，发现它长期进行的那种“救国”斗

争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事实上在　１９３２　年末，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违反抵制规

定的行为的惩罚，有了一种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者

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

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了。在政府

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