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
矿务局的成立,就是
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
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
法”,就是
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
证了每
4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
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
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
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
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
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
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
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
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
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
“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
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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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
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
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
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
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
1 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
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
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
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
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
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
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