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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桓玄对刘裕便始终采取笼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刘裕安定收买北府将士。

桓玄是桓温之子。桓温在世时，就有当皇帝的野心，只是由于王、谢等门阀士族的阻挠，才未能如愿。桓玄在除掉司马道子父子之后，认为篡权的障碍已经扫除，便在元兴二年（403年）2月受封为大将军，9月又自称相国、封楚王、加九锡、领十郡，篡位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刘裕见世事如此，汲取了北府其他将领的教训，在桓玄征求他意见时，虚与委蛇，作出了表面上的依附，以迷惑桓玄。桓玄心中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更增加了对刘裕的信任。每次游玩，总要把刘裕接过去，盛情款待，赏赐丰厚。

桓玄的妻子刘氏却比丈夫清醒多了，认为刘裕并不可靠，应该尽早除掉。桓玄颇为自负，以为自己能够驾驭刘裕这样的人物。正是由于桓玄的优柔寡断，给了刘裕以机会。

403年12月，桓玄废晋安帝为平固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由琅琊王降为石阳王。自己称帝登基，国号楚。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独大的家族，桓玄便轻而易举地取而代之了。

桓玄称帝后，骄奢淫逸，游猎无度，政局动荡。益州刺史毛璩根本不买他的账，起兵###他。刘裕也于元兴三年（404年）二月初一，联合北府兵其他将领刘毅、何无忌、檀凭之等27人自京口举兵响应。他们在京口誓师，刘裕被推为盟主，杀死镇守京口的桓修，宣布卫晋抗楚。次年击溃桓玄。桓玄挟安帝退往江陵（今属湖北），后为刘毅所统率的北府兵击垮，安帝回建康复位。后桓玄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俘获后杀死，时年38岁，谥号武悼皇帝。桓玄所建立的楚国，宣告灭亡，只存在了3个多月。

由于刘裕对东晋有再造之功，他被司马皇家推举为使持节，加侍中，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京口。义熙四年（408年），以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入京辅政，掌握了东晋大权，成了东晋王朝的股肱人物。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顺笔一叙。桓玄称帝，派刁逵镇守历阳，兵败后被押送建康。刘裕由于少年时代备尝艰辛，所以报复心理格外强烈（司马光评价此事，认为刘裕在这方面，远不如刘邦和曹操）。刘裕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报仇雪耻的机会，不但刁逵被杀，刁家一门，几无遗漏，都遭到灭门，把刁氏成万顷土地和大量家财分给贫民，一雪当年被绑在马桩上示众的耻辱。

从桓玄兴师入都到后来废晋立楚，门阀士族赞同其消灭司马道子父子势力，但不敢公然反对其篡晋，反映门阀士族已经衰微，丧失了左右政局的能力。真正有能力颠覆桓玄的，却是并非士族高门出身的北府将刘裕。昔日在朝中举足轻重的门阀士族，现在大都已无所作为。相应地，东晋皇室由庶族刘裕恢复以后，重建士族与司马氏共治的门阀政治局面是再也不可能了。但刘裕是个出身贫苦的小军官，在士族中没有什么地位。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决定发动北伐。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所以他的北伐不是真正的北伐，只是为了篡晋而猎取名声而已，致使后世诟病不断。

刘宋开国

自410年至417年间，刘裕两度北伐，那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威镇北中国。当时，占据山东地区的鲜卑慕容氏南燕政权乘东晋桓玄之乱之际，屡次侵扰东晋边境。义熙五年（409年）2月，慕容超大掠淮北，刘裕兴兵北伐。于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收复青、兖两州，追获慕容超，斩首建康。南燕灭亡，东晋的疆域由此向北扩大到青州（今山东境内）一带，与北魏毗邻。义熙十二年（417年），后秦主姚兴病卒，子姚泓继立，兄弟相杀，关中扰乱，刘裕乘机率大军分兵四路北伐后秦，进攻关洛。途经黄河，击败北魏军，翌年克洛阳，取潼关，直逼长安，姚泓投降，后秦亡。长安城头重新插上了汉家王师的大旗，在少数民族统治下达百年之久的汉族百姓纷纷箪食壶浆，出迎王师，街衢为之填塞。

那时候，虽然北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开始强大起来，其势力已经发展到黄河北岸，但刘裕成功地阻止了北魏的扩张，使其不敢南下牧马，把东晋朝的防线由江淮向北推进到黄河南岸。夺取了北方广大地域以及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关中地区以及潼关以东、黄河以南已为南朝版图，江淮流域得到保障，这是祖逖、桓温、谢安经营百年所未能达到的。

北伐的胜利，使刘裕声望大著。统一中国的曙光马上就要出现了。但是，刘裕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一心一意想着篡位，这或许是古今中外权臣的共同宿命，刘裕又重复了当初桓玄所走过的那条旧路。

那时，刘裕已是60岁的人了，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皇帝梦，他便利用几次凯旋回京的机会，想伺机害死安帝。但安帝的弟弟、琅琊王司马德文机敏聪慧，他知道刘裕心怀鬼胎，便日夜守在安帝身边。安帝的饮食，也要亲口品尝，以防有人对安帝下毒。据说，当初有谶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意思是说在晋孝武帝之后晋朝还要再传两任皇帝。刘裕无机可乘，焦急万分。世上不怕没有机会，就怕有人惦记。刘裕终于逮着个机会：义熙十四年（418年）12月戊寅，司马德文突然患病，不得不回府医治。琅琊王刚一离开，刘裕便指使心腹、中书侍郎王韶之潜入皇宫，缢杀了晋安帝（37岁）。

安帝死后，刘裕假作遗诏，推琅琊王司马德文嗣位。是为恭帝，改元元熙。司马德文知其兄为刘裕所害，但惧于刘裕在朝中的势力，也不敢去追究。

刘裕本指望司马德文能以禅位的形式，把帝位让给自己，谁知一年过去了，恭帝仍无禅让之意。只是在元熙元年（419年）正月初三日，下诏封刘裕为宋王，赐九锡。刘裕当然不会满意。于是，他派人散布风声，说宋王功高，要晋室让贤。

刘裕急欲登上帝位，但晋恭帝却佯装不知，而自己又难于启齿。一次，他在长安召集手下朝臣饮酒欢宴。在筵席上，刘裕若无其事地说：“当年桓玄篡位，晋国大权旁落。是我首倡义举，复兴皇室，承蒙皇上恩赐而有九锡之尊。如今我的年纪也快老了，地位又如此尊崇，无以复加了，天下的事最忌讳装得太满而盈溢出来，那样就不可以得到长久的安宁了，现在我要将爵位奉还皇上，回到京师颐养天年。”

群臣不理解他的真正含意，只是一味盛称他的功德。这日天色已晚，群臣散去。中书令傅亮走出宫门，方才悟出宋王一席话的弦外之音，马上返回。但宫门已经关闭，傅亮便叩门请求见宋王，宋王即令开门召见他。傅亮入宫，只说：“我应该暂且返回京师建康。”刘裕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再多说什么，直接问：“你需要多少人护送？”傅亮答道：“数十人足矣。”遂与刘裕辞别。傅亮出宫时，只见彗星划过夜空，傅亮拊掌叹道：“我过去常不信天象，今天看来，这天象要应验了。”

419年，傅亮从长安回到建康，正是夏历4月，在朝廷坐镇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故，晋恭帝遂征召刘裕入京辅弼。刘裕怕政权旁落他人之手，便留次子刘义真（12岁）镇长安，王修、王镇恶等辅佐，自己仓猝带兵返回南方。长安留守军发生内讧，胡夏国主赫连勃勃乘机夺取关中。导致关中之地得而复失，刘义真被迫撤出长安。从此之后，南朝再无攻入长安之举。

420年6月11日，傅亮按预先和宋王商量好的办法，劝恭帝禅位，并草拟好了诏书，请恭帝再手抄一遍。恭帝一边抄，一边对左右侍从说：“桓玄作乱的时候，晋室就已失掉天下，后赖刘公###桓玄，才又使晋朝延续了20年。今日禅位给他，是我心甘情愿的。”

恭帝司马德文让位，又重新回到琅琊王府第，后又被封为零陵王。14日，刘裕即帝位。至此，晋室灭亡。刘裕改国号为“宋”，定都建康（江苏南京）。刘裕就是宋武帝。为区别于后世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史学家称之为“刘宋”。

刘宋开国，标志着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没落贫民，刘裕一直是靠实打硬拼的勇猛血战博取功名。他之所以能够掌握东晋大权并取而代之，除了个人的才干外，东晋皇权的衰落和士族的腐朽也给他提供了契机。由于刘裕出身贫寒，又看到了东晋因大族屡屡兴兵反抗而使其灭亡的教训，故而在他登基后，不再重用名门大族，大量提拔有真才实学的“寒人”。结束了士族门阀政治，标志着寒门地主掌握了政权，缓和了阶级矛盾，创造了东晋以来最好的政治局面。刘裕之后，其子宋文帝刘义隆在位30年，没有发生较大战争，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史称：“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这就是著名的“元嘉之治”。

北魏军事谋略家崔浩对刘裕评价很高，说：“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擒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清代思想家王夫之也说：“裕之为功天下，烈于曹操。”

刘裕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明智的帝王，堪称一代有为之君。刘宋王朝共历8帝，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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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史迹

鲜卑拓跋部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后渐南迁至蒙古草原，以“射猎为业”，靠游牧为生。“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他们在大兴安岭北端或东麓游牧渔猎了数百年，繁殖了六七十代人。在中原的夏商时期，史书上始出现一个叫毛的首领，才开始组成氏族部落联盟。史书上说：“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但是，强悍的匈奴人雄踞漠北，恃强凌弱，一路追杀着他们。鲜卑人几乎无路可逃，最后逃到大兴安岭深处一个天然的洞穴里，即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在此休养生息。

北魏建立后，拓跋贵族依据“人相传授”的口碑史料，约略知道自己的祖先发源于大鲜卑山石室。石室坐落在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首府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侧，鄂伦春人称之为嘎仙洞（1980年7月考古发现）。在离洞口西侧的洞壁上，刻有201字的祭文，是拓跋焘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派中书侍郎李敞来此祭祖时刻下的。

东汉初年，匈奴境内连年灾害，人畜死伤大半。乌桓（我国北部游牧民族）乘机进攻，匈奴北徙数千里，漠南空虚。时拓跋部落联盟首领推寅，率领族人，向南迁移到“大泽”地区，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呼伦湖区一带游牧。

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年），北匈奴被汉朝与南匈奴、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又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南匈奴10余万众，亦自号鲜卑。拓跋部落一个叫邻的酋长，为便于迁徙，“七分国人”，加上拓跋本部，共有8个部落单位，即拓跋八族，放弃呼伦湖附近的牧地，南迁填补匈奴留下的空白，最后到达了今河套平原东部一带，“逐水草而居”，拓跋部被人称为“索头鲜卑”。由于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尤其适合畜牧业发展，拓跋部慢慢强大起来。拓跋部逐渐与土著汉人、丁零、乌桓、匈奴人残余等通婚融合成一新的部族，社会生产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邻因此被大家推为“推寅”。显然，“推寅”此时已演进成拓跋酋长的称号。

邻的儿子诘汾，相传与天女相配，生子力微（175年～278年），故当时谚云：“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说明在中原的三国时期，拓跋部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没有产生一夫一妻制家庭。曹魏甘露三年（258年），力微取得世袭权，在定襄郡的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一带），尝试着建立了政权。初现国家的雏形，这是拓跋部迈出的重要一步。

西晋末年，部落首领猗卢（？～316年）统一了拓跋各部，在永嘉之乱中依附西晋，抗击匈奴刘聪、羯赵石勒。因有功于朝廷，在310年被西晋怀帝册封为代公，314年，进封为代王。拓跋部居住的定襄郡则被称为代国。猗卢得晋人帮助，开始设置百官，“明刑峻法”。猗卢把境内各族分为南北二部，由南北两部大人统率。这时的代国虽已初具国家政权性质，但部族的传统习俗依旧，仍处在部落军事联盟崩溃的前夜，部落首领为原始民主选举产生，君民平等，礼俗宽简，谁也不能有特权。而猗卢要仿效汉制，行使君王的绝对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祖宗传统、各酋长的根本利益发生尖锐冲突。当时，在代国境内有很多归附者和土著汉人，鲜卑贵族就用新旧人来区分这些归附者。他们把鲜卑八部人称为旧人，归附的晋人、乌桓人及其他民族的人称为新人。新旧人之间，互不信任，矛盾重重。猗卢信任新人，引起了旧人的憎恨。猗卢便用残酷的刑法压服各部，前后杀死上万人之多，在拓跋八部引起恐慌，但也引起了公愤。316年，也就是西晋灭亡的那一年，拓跋其余七部（猗卢部除外）联合猗卢子六修，发兵往讨猗卢部，猗卢兵败逃匿民家，被民妇认出，猗卢被杀。猗卢死后，拓跋部重新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之中。

建国立制

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其首领什翼犍（318年～376年）重新统一拓跋各部，在繁（今山西浑源西南）继位，自封代王，建立代国，又重新迈出了建国的艰辛步伐。

什翼犍曾在后赵石勒都城邺城做人质10年，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后被迎回，即代王位。制定法律，设置官职，选贤任能，各司其职，起用汉族人作长史。他设左右近侍，宣传诏命；又设内侍长4人，参与政务。汉人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官号完全复制晋朝。制法律六条，规定犯大逆之罪男女老少皆斩，盗私物者以一赔十。“控弦百万，号令若一”，部落酋长此时已成了军事长官。代国的国家体制开始确立了。公元340年徙都盛乐，初步涉足农业生产，封建因素有很大增长。

鲜卑拓跋部从力微建都定居始，中经猗卢，再到什翼犍，拓跋部经历了14个首领，终于走向了正式建立国家的轨道。到什翼犍时，国家机构更趋完备。拓跋部的社会形态也彻底摆脱了原始公社制而向阶级社会迈进。其表现形式就是不再以血缘关系组成氏族，而是以地域来划分居民，组成行政单位。一些新加入的部落、逃亡的流人和战争中俘获的奴隶，成为拓跋部落新的成员。在力微时期，就有内地诸姓75姓，四方诸姓35姓，其中有匈奴、高车、柔然等族，加入到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中来。如此以来，象征国家权力的军队、监狱等也就随之出现了。再加上生产力的发展，交换也产生了，汉族商人长期往来于拓跋部与汉地之间，用牲畜交换金帛缯絮。这些都毫无例外地加速了奴隶制国家的形成。

正当拓跋部在建国的道路上疾走的时候，不幸与前秦大帝苻坚遭遇，苻坚一代雄主，有志于统一中国。因此苻坚在灭掉前燕之后，就把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创中的代国。

公元376年，前秦大军在石子岭一战中大败代军。身患重病的什翼犍逃到阴山之北，太子寔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