嘛,能揽上官员买卖的裁缝,手艺自然不差(传说里也说是高明的裁缝),怎么会蠢到量身材的时候连前凸还是后弯都弄不清?还需要打听人家简历才能知道?所以,传说说的,实际上是官员的前肚和后背,不是裁缝的前襟和后襟,官员前肚和后背与宦海生涯的关系。
官员的身材当然首先是跟他爹娘的遗传有关,跟营养好坏有关(跟金多金少也有关,像范进这样,考一回试都要饿肚子的穷秀才,估计入仕之初肚子是鼓不起来的),但与仕途状况,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不过,如果非要说这种相关性,那么跟入仕之早晚的关联度,其实远不如升迁快慢,官阶高低的关联度大。不管个子高矮,肚皮脂肪薄厚,脾气秉性如何,只要仕途顺利,肚子多半是要凸起来的,反之,仕途蹭蹬,背就要突出一点了。
更多的时候,官员的挺胸凸肚还是弯腰俯首,关键要看他们跟什么人在一起。跟上司和来头大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必然有向后的弧度,点头如同鸡啄米。如果下属来见,或者审理官司,堂下跪着老百姓的时候,那么,身体向前的弧度自然就出来了。
有什么样的裁缝,能够顺应这种变化,裁出合乎官员动作需要的官服来?我想没有,除非准备许多套不同的衣服,或者前襟长,或者后襟长,在不同场合,见不同的人,换不同的衣服,如果是这样,衣服合适与否,关键不取决于裁缝,而是仆人了。好在,那个时代,士大夫的服装,都很长,弹性大,只要剪裁大体合适,无论肚子挺到什么程度,腰弯到什么地步,断不至于衣襟前撅后翘,更不可能走光的。
时代在进步,袍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过革命洗礼之后,长的衣服没有多少人穿了,干部队伍,更是没有长衫的生存余地。幸好,当官员们再次学会跟前辈们挺胸凸肚和鞠躬如仪之时,西装开始流行,很快,前面不太扣扣子的标准西装,就成了官员们标准的官服,样式越来越洋,剪裁越来越好,自然,也越来越合乎官员在各种场合的需要,断不至于让他们失仪。从前流行的中山装,或者一度被外国人视为新中国官员标准制服的毛制服,很快退出了官场。
衣服,或者说官服,也要识时务。
官运挡不住的人(1)
从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细想起来,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察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至于在民国做总统,本是傀儡,姑且不论,给袁世凯做国务卿,连主子要做皇帝,都没帮什么忙。这样的人,你说他好吧,没做什么好事,你说他坏吧,也没什么坏事他是祸首,就是官运亨通,挡都挡不住。曾国藩说过,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他都赶不上。但是拼命做官的李鸿章也赶不上徐世昌,没有过上一把总统的瘾。
不过,徐世昌的官运在入仕之初,并不那么好。虽然金榜题名,而且入了翰林,但一连八、九年,却连一个外放学官的机会都没有。清朝的翰林,有黑红两分,红翰林,可以上天入地,上天则到皇帝身边“上行走”,沾着皇家的仙气,皇帝的恩典,福分自然小不了。入地则是外放学官,做主考或者学政,收一堆弟子门生,和弟子门生的孝敬,当下可以享用,日后可以援引。而黑翰林则两下都不沾,既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干在京师苦熬,除了同乡同年的地方官进京的时候可以打打秋风之外,自己也许还可以混个饱肚子,家人仆役未免吃不上穿不上的,袍褂都时常要进当铺,用的时候再赎出来。不用说,徐世昌就是这样一个黑翰林。
终于,徐世昌熬不下去了。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在小站练兵,邀请徐世昌来帮忙,徐居然欣然从命,到新建陆军营务处公干。那时节,翰林属于清望之职,科举金字塔塔尖上的人,黑翰林固然穷点,但去军营谋事还是绝无仅有的稀罕事,像徐世昌这样的正式翰林,即便是外放做地方官,都算是丢人,自降身价,跟丘八混在一起,似乎连想都不用想。
别个想都不敢想的事徐世昌做了。事实证明,这一步,他走对了。徐世昌日后的功名利禄,都在于他做了这么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可思议的选择。事实上,徐世昌的仕途蹭蹬,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上头没人(靠山),而毅然投身小站,意味着他买了官场潜力无限的绩优股,对于袁世凯来说,尚未发迹的他,有一个翰林来做幕僚,对提高自己的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对于徐世昌而言,一可以解决经济困难,二算是压宝,搏一下,总比困死在翰林院要强,事实证明,他的运气很好,这一宝压下去,以后的富贵荣华居然全有了。
实际上,徐世昌是个很会做官的人,自从跟对了人之后,官运亨通。庚子以后,袁世凯一跃成为继李鸿章之后中国政坛的台柱,徐世昌也随之进入最高层,时而尚书,时而总督,时而军机大臣,最奇妙的是,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相继去世之后,满族亲贵要当家作主,排挤袁世凯出局,但徐世昌却得以保全,不仅如此,他还在后来的皇族内阁中担任仅有的两个协理大臣(副总理)中的一个,要知道,在这个内阁中,满打满算,汉人才四个,而徐世昌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会做官的人都喜欢做官,自从庚子以后,清朝实行新政,徐世昌要缺、肥缺一个接一个,巡警部、邮传部、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的时候,还趁乱从清廷拿到了太傅衔太保的名义,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达到了清朝官员的最顶点。清帝逊位,作为太傅衔的太保,总不好意思马上做民国的官,闲了下来,跑到青岛跟一班遗老遗少混在一起,做了若干台诗钟,未及两年,终于熬不住了,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请徐世昌出山,徐世昌食指大动。然而他真心做遗老的弟弟徐世光看不过去,出来横挡,苦劝兄长不能为袁氏之官,辜负清朝的皇恩。哥俩熬了一夜,弟弟哭,哥哥也哭,哭到天亮,哥哥还是上了火车,不久成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袁世凯的大儿子和一群幸臣,发起洪宪帝制,徐世昌自恃身价,没有积极响应,帝制成,袁世凯尊徐世昌为“嵩山四友”,说是不好意思让老朋友称臣。徐世昌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很是不爽,对人言道: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他明白,官瘾极大的他,从此在袁朝想做个弼马温亦不可得矣。
官运挡不住的人(2)
好在袁世凯的帝制很短命,在此后的军阀争斗中,徐世昌凭自家多年练就的身段和功夫,最终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晚清号称士官三杰之一的吴禄贞曾经这样评价徐世昌的左右(时徐为东三省总督):“议论皆文明,样子皆标致,救东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注:东事即指东北边疆之危机)其实,有什么样的幕僚,就有什么样的东家。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人,才官运亨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成事不是他的创意,败事也不是他的首恶。功夫都在“样子”上,至少在上级看来,这种人的模样和做派总是那么可爱,老成稳重,静若处子。
“光绪”来了(1)
戊戌政变后次年的一天,武昌出大事了,街面上哄传,光绪来了。
传说中来了的光绪,只带了一个仆人,住在一个租来的小公馆中,杜门不出。不过,前来造访的人却不少。主人2、30岁的年纪,面白无须,干干净净,举手投足,都有点戏里“王帽子”的架式,仆人4、50岁,也面白无须,声音略带女腔。主人用的被袱、玉碗,上面均有五爪金龙,而且仆人对主人,一口一个“圣上”的叫着,反正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皇上。一时间,武汉三镇的官民人等,着了魔似的往这里涌,有三跪九叩的,有送钱送物的,也有单纯看热闹的。有好事者为了验证那个仆人是不是太监,还设法把他弄到澡堂子里洗澡,脱了衣服大家定睛一看,嘿,人家还真的就没有男人的那个命根子。前来“恭迎圣驾”的人中,有官员按说是有见过光绪的,清朝的制度,地方官上任之前,哪怕仅仅是个七品知县,皇帝也要接见一下,只是见的时候功夫短不说,官员一般都低着头,即便偷偷看一眼,其实也看不清楚。眼下比照起来,只觉其像,越揣摩越像。
来到武昌的光绪,口口声声说要张之洞来见,但是身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图8)却做了缩头乌龟,一声不响,任凭外面闹翻了天。在汉口和上海的报纸连篇累牍地编“张之洞保驾”的故事的时候。张之洞暗中派人到京城打探,待得到光绪还囚在中南海瀛台的确切消息之后,马上派人把那主仆二人抓来,刑讯之下,两人招了。原来,来了的“光绪”是个唱戏的旗人,多次入宫演戏,长相跟真光绪有几分相似,同行都叫他“假皇上”,仆人倒是个货真价实的太监,犯事逃了出来,两人一拍即合,出来假扮光绪骗钱。
扮光绪的戏子把戏演砸了,因此丢了自己的脑袋,政变以来,多少有点跟康党不清不白的张之洞,因此立了一功,重新得到了西太后的信任。不过,当时的舆论,却不肯罢休,那些奉献了银两物品的人们,自然肉痛,而其他地方的人,在对张之洞失望而且愤愤之余,倒宁愿相信真有其事,是张之洞出卖了光绪,然后找了一个替死鬼结案。
自甲午战败,到庚子之乱这段时间,是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和官僚阶层最为惶惶不安的年月。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不变,就要亡国,但却不知道怎么变,在变革过程中自是怎么回事,尤其是不知道变了以后自己会怎么样。到了中国输给小小的日本,而且输的如此丢脸的这般田地,当年像倭仁那样富有理想主义的顽固派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绝大多数害怕变革的人士,不过是担心变革带来的结果损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所有反对变革的说辞,也不过是借希图苟安一时的借口,只是维新人士的变革主张,却往往由于人们对其过于陌生,而顾虑重重。毕竟,中国大多数士大夫,对于西方乃至日本的情形,知道的太少,西学的ABC,对他们来说,已经足以吓得晚上睡不着觉了。
说起来,在近代史上特别闻名的戊戌维新,其实只是场雷声大雨点小的变法。维新人士把西方政治乃至社会变革的大多数口号都喊了,但真到变法诏书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裁撤几个阑尾式的衙门,撤掉督抚同城的巡抚,甚至包括科举考试不用八股,都是传统政治框架内制度变革的应有之义,自秦汉以来,中国制度已经如此这般地变过很多回了。然而,吊诡的是,这种看起来既不伤筋也不动骨的改革举措,由于前面很西化的鼓噪,那些希图苟安的人们,往往会将之联想起来,什么事情,一联想就很可怕,尤其当这些希图苟安的既得利益者中很大一部分是旗人的情况下,类似的联想在茶馆酒楼之间流转,势必会演变成一股至少是颇有声势的反对声浪。
当然,反对的声浪,只有在当时特殊的帝后二元权力架构中才能起掀起风浪。尽管明知道中国或者大清不变法不行,但面对只要变法成功自己就不得不真正“退休”的局面,西太后还是心里老大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在旗人的“群众意见”越来越多的时候,终于让老太婆从后台走到了前台,而维新派人士破釜沉舟的军事冒险,又恰好让她找到了囚禁光绪,亲自训政的最好借口,于是,维新人士死的死,逃的逃,可怜的光绪只好在瀛台以泪洗面了。
“光绪”来了(2)
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京城的旗人们也许可以偷乐一时,但自甲午以来困扰着官绅们的难题并没有解决,“新法尽废”就能解决亡国的困局吗?太后当家就能顶事吗?对于被囚禁的光绪,从封疆大吏到一般士人,未必都如西太后那样义愤填膺,为之抱屈者大有人在。政变后的人心,其实更加惶惶,就算旗人,其实心里也没底。正是这种上上下下惶惑不安的气氛,才让那个会演戏的假皇上看到了机会,而且冒如此大的风险付诸行动。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1)
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玩,无论什么新鲜事都能出来,虽说创意不多,但荒唐却一把。有的时候,往往举国若狂,大家好像约好了似的,一起做一件事。打鸡血、喝红茶菌、练气功等等已经算是往事了,过眼烟云,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现在时髦的是捧超女,也许还有超男,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只有一件事大家坚持得比较久,那就是追捧贵族,而且力求把自己家的孩子培养成贵族。
贵族追求的最初表现是学钢琴或者小提琴,不仅便宜了此前所有会弹和半会不会弹琴人,而且极大地兴盛了国内国外的琴业(现在据说已经殃及古琴和二胡,有小范围的中国化倾向),让早琴和卖琴的发了大财。在千军万马的弹琴人流中,有个把出息的,得到了洋人的认可,于是他们陪练的父母,就腾云驾雾,扬言说只有某国的王室才配得上结亲了。贵族追求的升级,是玩高尔夫。因为这玩意需要开发商建球场和政府批地两方面的配合,所以,蔚为风气比较晚,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某名牌大学校长很是有领导时尚的远见,居然连高尔夫课程都安排了。有好事者还召开了“高尔夫与和谐社会”论坛,大概在这些人眼里,高尔夫的优雅挥杆动作,既贵族,又和谐。
跟具有国粹意识的国人讲中国其实很久就没有贵族,是一种残忍,同样的话讲给具有崇洋意识的人,也许是一种鼓舞,两种效果都非我之所愿,但不讲却又不行,因为我就是吃历史饭的,有机会说话,必须说实话。
在很早的时候,也就是说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国有贵族。天子之下,公侯伯子,诸侯、大夫、士,等级森严。爵位是世袭的,官位也是世袭的,除非犯了错,被废黜或者给烹了(这种事偶尔也有)。但是这种贵族的世界,经过春秋的乱世,让乱臣贼子们一通乱闹,给闹坏了(礼崩乐坏),中间出来个孔子做《春秋》,据说是让乱臣贼子惧,可惜没有人惧,越闹越大,到了战国,这个世界已经天地翻覆了。
秦帝国建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皇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按道理是没有贵族的,谁做官,谁是大爷。秦朝的官,属于昔日贵族绝少,西汉的官,更多是屠狗卖肉的。但两汉实行的察举征辟名目的选官制度,却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贵族化的变异,导致历史出现了一个时间段的“贵族复辟”。因为这个制度有两个特征,一是官员自选下属,一是选官的儒学化。结果是被选中的人,既是上司的属吏,又是上司的门生,而慢慢爬上去,拥有选拔能力的门生故吏的回报,往往使得官员的后代,有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时间一长,就出现了世代容易做官,而且做稳了高官的门阀士族。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