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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戴大头巾状如印度兵的中国士兵(2)

使用中国人来打中国人,不是打普通人,是进攻自己国家的首都,打自己的皇帝和太后,居然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支中国军队打得相当卖力(中国军团为此阵亡23人),特别能战斗,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阵营里几十万义和团,几万武卫军,都不济事,而在对方阵营里,几百中国人却所向披靡。令我们在佩服殖民者的“以华制华”策略高明的同时,不能不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百姓。传统的忠君爱国的观念,在晚清的乱世,很明显靠不住了。在同一个地方,一伙人跟洋人誓不两立,嚷着杀洋灭教,虽然刀大多都落到了信教的中国人头上,但对洋人的敌意无疑是明显的。另一伙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信教的教民)则跟着洋人杀中国人,杀到了皇帝和太后的头上。上个世纪末,世界还真是有点乱。

最后提一句,后来,英国人为参加八国联军的中国士兵阵亡者立了一块碑,碑文中英文双语,但碑的样式,却是地道的中国式,云头龙纹,跟中国政府为在义和团时死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建的牌坊一样,绝对中国,但却是对中国的……什么呢?——羞辱。

不幸的是,这羞辱多半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1)

自战国时赵国的名将赵奢生了个儿子赵括,而且将他养大以后,中国多了一条成语:纸上谈兵。其实,自从人们将原来作为军事制度和规章的军法,演绎成将战略和战术的兵法,学习兵法和操练战事两者分离的事儿,迟早会出来。孙武做过战将,写过兵书,但是看孙子兵法的人,不一定都有机会打仗,大不了关起门来背熟了,教学生骗点束修也未可知。战国时孙膑庞涓,据说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孙庞二人都是操练过打仗的事,一个为将,一个做军师,但他们的老师,却只是算一个纸上谈兵的。

纸上谈兵的人,不见得都是废物,即使赵括,也有过人之处,谈兵论战,能把个久经战阵的老爹说得没话说,可见书是没少读,而且能言善辩,如果赵王不是中了秦国的反间之计,一下子就委以如此大的重任,做四十万人的主帅,假以时日,慢慢磨砺,日后说不定也能有点出息。

历史不能假设,也没有机会假设。自赵括以后,凡是提到纸上谈兵四个字,后面的话跟着就是“言过其实”,三国时刘备对马谡就这么评价的。但我们看历史的记载,马谡所言,未必都不中用,诸葛亮南征,就采用过他的“心战”策略,而且效果良好,从此以后,南人不复反矣。《三国志》上讲,诸葛亮“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如果谈论得不靠谱,现实如诸葛亮者,估计不会跟他浪费这么多功夫。

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吃了大亏。(图3)

王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径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锯鹿战后,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有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可能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是个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士家制”,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还可能受优待,士兵在面临“死地”的时候,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降——不战自溃。

比井径之战稍早的秦楚锯鹿救赵之战,也有跟马谡、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宋义跟马谡类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见解。先是提醒项梁(武信君)注意战胜后将骄卒惰,在项梁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又预言项梁必败,劝齐使者不要着急去见项梁,省得把命搭进去。锯鹿救赵之战,按兵不动也有道理:不急出手,坐待双方消耗,自己承其弊,收渔翁之利,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合乎兵法。所以,宋义很自信,对项羽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打仗我不行,谋划你不行。结果,项羽不像王平那样老实,说不过,就动家伙,一刀宰了宋义,自己当家,无师自通地操练起置之死地的兵法,破釜沉舟,大破秦军。

两个战例,一个是主帅要冒险,副帅不干,一个是副帅要冒险,主帅不干,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真正有道理的一方,都是披坚执锐的战将。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2)

项羽和王平都是粗人武夫,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饭,两人都说不过对方,但他们俩都是对的,他们没有理论,更没有口才,但是他们有战士的直觉,有战争的常识式的智慧。比如王平知道,人是要喝水的,作为战士,水尤其重要,军中缺水,比缺粮还要可怕,口渴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没有士气,就打不了仗。同理,项羽的直觉告诉他,仗必须马上打,不打自己这方就完了。后来史书记载的道理是这样的:在强大的秦兵面前,赵根本算不上什么,灭赵,消耗不了秦军多少兵力,但却可使士气大振,反过来,救赵的诸侯本来就畏敌如虎,赵灭之后,不仅诸侯没了士气,连楚兵士气也会受损,如此,战事将不可为。但是这很可能是司马迁的马后炮,当时项羽是否如此清楚个中道理,讲的如此有条理?未必。

战争,落到实处,毕竟是那些亲冒矢石者的事,第一线操作者的感觉,从来都是必须尊重的。虽然,第一线的人员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但后面运筹帷幄的人,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有时,比较起来,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的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的热爱,出土的时候,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这青年共产党,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倒海翻江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的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图5)

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不大功夫,就孩子成了烟鬼,每天不吃饭行,少了“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口嗜好之后,精神萎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呆在床上,吃喝拉撒不动窝,经年累月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事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吃人骗),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呆在军营里,就阿弥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骠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骠悍也是骠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呆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得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做事的原则,是需要第一,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

法国的路易十五,比起咱中国的官来,算个甚!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简直胡闹,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

官服的前襟与后襟

明清之际,北京有个关于裁缝的传说。说是有个高明的裁缝,为官员做衣服的时候,先要打听此人科考得售年龄的早晚,说是中进士早的,心高气傲,走路昂头挺胸,难免肚凸胸挺,所以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中进士晚的,被考试折磨得惨,未免弯腰驼背,衣服的后襟要长点。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也有说专指都察院御史的,因为御史气性都比较大,刚进院的和进院时间长的不一样,刚进院的,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御史干长了,钉子碰的多了,气性渐渐消了,背也就驼下来了。

这个传说,我总觉得是说官员的,跟裁缝无关。除了衣服样式有变化,做衣服的工具现代化了之外,古代的裁缝跟今天的裁缝并没有什么区别,是裁缝,给人做衣服,都要量身材,量体裁衣嘛,能揽上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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