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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中印等国为什么这么敏感?(3)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也表示,“碳关税”政策的实施将有损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在承担环境保护方面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碳关税”政策出台,将可能引起连锁的贸易报复,不利于克服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共同振兴当前经济。

这是中国反击的声音,但在其他人看来手段并不高明,并不能说服所有人。目前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这个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为了伟大的地球事业,谁还能拿个人利益来说事,全世界各国人民可不答应。

近30年来,尤其是最近的20年,中国经济改革一路高歌猛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成长的另一根支柱,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中国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不能在要求权利时就把大国的标签贴上,而在承担国际责任时,又给自己贴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以人均GDP等说事。

可以预见,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争斗将是刀刀见骨,一场持久战必然到来。

为“碳关税”动气的显然不仅是中国一家。

印度一直视美国为自己的盟友,美国也视印度为亚洲一盏“自由与*”的灯塔。但在美国宣布将可能征收“碳关税”后,印度也深感受伤。

2009年7月17日,希拉里访问印度,在这个时候印度人不可能不问美国国务卿有关“碳关税”的相关问题。而印度官员似乎很不给首次访印的希拉里?克林顿面子。

当着这位美国新科国务卿的面,印度环境部部长拉梅什直言不讳地表示: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正在忍受发达国家所造成的气候变化恶果,印度将尽一切可能抵御美国的不公平措施。他还说道,印度除了面对减排压力,还面对着出口商品到诸如美国的“碳关税”压力。快人快语的拉梅什可谓沿袭了印度内阁部长们的一贯“大嘴”作风。

2008年7月,在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的最关键时刻,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纳特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挺身而出,对发达国家连续说了12个小时“不”。他直言道:我不想为了不具备竞争力的欧洲产业而牺牲数百万贫困人口的生计。

为了维护印度的利益,印度人在美国盟友面前显然也没有含糊。

在外人眼中,中国的话中官气较多,都是外交用语,但少了些火气,相对中国 “无力的辩解”及不知所措,印度对抛出“碳关税”的美国却表达了足够的“强硬”。

为了显示美国和印度致力于共同合作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9日参观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外的绿色环保办公楼。但印度人还是心知肚明,表面上的功夫换不回实际的好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气候变化的争端还是难以调解,在希拉里对印度的五天访问中,对二氧化碳减排的争议充斥了活动的各个环节。面对“碳关税”的淫威,印度环境部部长拉梅什向希拉里强硬表态:“印度不会接受任何强制性的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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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关税”只是开始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虽然没有最终迅速实施,但它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说不定哪天美国一咬牙,真开始搞闭关锁国了。到那个时候,中国、日本、德国、沙特等对出口有严重依赖的国家的好日子也将到头了。

不要轻易低估一个陷入绝境的人的决心,不能总是做最好的打算。

我们看到,美国将“碳关税”的征收推后到2020年,仿佛是给其他国家一个心理准备。但美国人天生是多变的,谁知道美国国会明天会干什么,推翻旧法案,重新搞个完全相左的新法案,美国人也不是没有干过,而且还干得很好,也可以自封为宗师级的人物。

未来还有多少变数。

“碳关税”这个一招制胜的法宝,美国可是存在箱底,一旦有需要,那是可以随时派上用场。对于以出口为经济推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碳关税”仍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欧美都在摩拳擦掌。一切都在等着哥本哈根的结果。

如果哥本哈根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就范,那“碳关税”将成为一个记忆,迟早被欧美所抛弃,大不了偶尔拿出来吓吓其他国家,真要实施起来也是有些难度。

如果哥本哈根谈崩了,发展中国家不识相,这完全可能惹怒洋大人,那么“碳关税”将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就算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也可以霸王硬上弓,哪怕是万丈深渊,欧美也一定要跳下去。

但从欧美等国家的准备来看,压根对丹麦哥本哈根没当回事,有中国等国家在,这生意基本上是不可能谈得拢的。一场事关欧美等国生死的贸易大战已然开始倒计时。而“碳关税”不过是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理由,就算没有“碳关税”,欧美等国仍然可以去寻找其他办法。

“碳关税”这出大戏的锣声未停,在童话王国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却又上演了一部经典曲目,世界各大利益集团就二氧化碳的减排展开了一轮肉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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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完胜的把握吗?(1)

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碳关税”将对国际贸易形势产生什么影响,甚至美国“价值观研究中心”主任马克?W?亨德里克森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中悲观地写道:很显然,无人能够回答这个“超级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碳关税”法案获得通过,就犹如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一样,将带来很多不可预期的负面效果。

这个道理美国人是懂的,这也是通过血的事实得来的教训。

在美国不长的历史上,贸易壁垒玩的是相当纯熟,不过最抢眼的还是1929—1933年的那次。那次的“以邻为沟壑”,不仅让美国元气大伤,也让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一道享受了经济的下降螺旋。

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美国于1930年6月通过了贸易保护主义法案——史默特—哈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这个法案从提出,到争论,最后通过,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导致大萧条的祸首之一。

在通过“史默特—哈利关税法案”以后,美国人源远流长的贸易保护传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尤其是对制造工业产品,进口关税平均是40%~50%,常常超过60%以上。相比于美国上一次的高关税额的1891—1894年要高出了5个百分点。

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法案,当时有1028个经济学家签名反对。汽车大亨福特甚至到白宫待了一晚,试图说服美国总统胡佛否决这个法案。而摩根银行总裁拉蒙特,差不多是要跪下来求了,但该来的还是来了。

结果就是报复美国的高关税。在1931年底之前,25个国家提高了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导致了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在世界蔓延。

1929—1934年间,世界贸易减少了66%。当然不能把所有的减少都算到关税的变动上来,因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萧条中萎缩。不可否认,这个法案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大萧条的严重程度,从广度到深度,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美国自己的数字来看,1929年美国进口亿美元,出口亿美元,到了1932年,进口降到了亿美元,出口降到了亿美元。进出口两头都没了23,自然对就业机会有影响。而国家贸易的急剧减少,自然就会打击大家的出口业。

图表:1930—1937年美国GDP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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