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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中文系的教学，不应该仅仅是关于中文的“知识”的教学。中文教学理应是相对于人性的“鲜蜂王浆”。在对文学作有品位的赏析的同时，它还是相对于情感的教学；相对于心灵的教学；相对于人生理念范畴的教学。总而言之，既是一种能力的教学，也是一种关于人性质量的教学。

十一

所以，中文系不仅是局限于一个系的教学。它实在是应该成为一切大学之一切科系的必修学业。

中文系当然没有必要被强调到一所大学的重点科系的程度，但中文系的教学，确乎直接关系到一所大学一批批培养的究竟是些“纸板人”还是“立体人”的事情。

我愿我们未来的中国，“纸板人”少一些，再少一些；“立体人”多一些，再多一些。

我愿“纸板人”的特征不成为不良的基因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我愿“立体人”的特征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有良好的基因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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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有什么用？

诸位：

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我也希望能对你们有所了解。

你们中，有哪些同学是中文系的？

有哪些同学当年高考时所报第一志愿是中文系？

所报第一志愿并非中文系，既已是中文系学生，对用四年的时光在大学里学中文，又持何种态度？

原本未报中文系调配到中文系的同学对中文持何种态度？

我们大学的“人文学院”由两个学科组成，即汉语言专业与中文系。汉语言专业是我校在全国较为著名的专业，每年的录取分数线一向颇高，据说前几年学生毕业后的择业情况也不错——那么，汉语言专业的同学，对中文选修课持何种态度？

原本专执一念所报的乃是汉语言专业，高考失利，不得已成了中文系学生，且与汉语言专业相近咫尺，是否会长期陷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

外语专业对中文选修课业持何种立场？

大家对“中文”是怎样理解的？它除了培养人从事与中文相关的职业的一般能力，你们是否认为它对人还有其他的意义？大家比较承认它对人还有其他的意义，抑或从理念上根本否认和排斥它对人还有其他的意义？或口头上虽也承认它对人还有其他的意义，而内心里却是鄙薄的？

凡此种种，我以为，在中文系老师和学生之间，具体而言，在我和大家之间，都是有必要进行交流和讨论的。我们教学双方所能达到的共识越多，教学双方则越容易互动，于是教者明白该教些什么，怎样教；学者明白为什么值得学，怎样自觉一点学……

在我回答诸位的问题之前，我反过来首先向诸位提出了如上等等问题，肯定是大家没有思想准备的吧？大家一时无法回答或其实很不愿意回答也没什么。那么，恳请诸位允许我自己先来谈谈我对以上某些问题的纯粹个人的看法，以及我对于大家的中文态度和立场的初步评估。

对于当年高考时所报志愿是中文系的同学，我相信我将省却很多唇舌，不必反复强调性地企图讲明白一个陈旧话题——中文有什么用？这“用”字，当然是首先针对个人而言的。它不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这样的大概念而言的。它对后者们意味着什么，那是根本无须浪费时间讨论的。其意义摆放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与之母语的关系中，那都是连儿童也完全能理解的。

我们在谈论中文和中国当代大学生，尤其是与当代中文系大学生的关系时，为什么又说那个“有什么用”的话题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呢？因为早在80多年以前，国立清华学校，亦即今天的清华大学校园里，关于“学中文有什么用”就已展开过多次的讨论和辩论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那时，普遍的人们，包括学子们，包括已然学着中文了的学子们，对于学中文与自己之人生前途的关系，便很有些“欲说还休”了。

当时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情形自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出国留学特别方便，比今天还要方便，而且成为时代的潮流。

当时的热门学科像今天一样，也是商业经济、法律、医学以及某些理工学科。这些学科学有所成之后，就业国外的机遇较多，回国后，往往也容易摇身一变，成为经理、镀了“洋金”的律师、医生，或开办工厂或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教授——当时的中国很缺理工科教授……

而学了中文的人，职业的选择几乎只有两个途径——要么留洋回来做教中文的教授；要么去办份同仁的文学报刊，或干脆做笔耕为生的自由职业者。

这最后一种人生，无论当时或现在，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往往会导致陷入艰涩的人生，是绝不如做演员的人生那么风光和滋润的。而办报办刊，没了广告的支持，连低微的收入也往往朝不保夕。尤其是某报某刊倘太过的文学和文化起来，又往往就接近着慢性自杀了。而文人们，也就是学中文被认为学而有成的人们，又大抵地，偏偏地，几乎是一贯地、本能地，非将一报一刊渐渐办得文学和文化起来不可。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当然，幸而有他们那样心甘情愿地办着那样的报那样的刊，许许多多热爱文学的青年，才经由那样的报那样的刊的发现和培养，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才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期的许多优秀作品。但他们自己的人生，确乎是清苦的。清苦到不得不经常以文艺的“界”的名义，向社会发出请求救济的呼吁。至于当教授，最初的收入是很丰厚的，比现在一般大学教授们所能达到的社会经济地位还要高出许多倍。那时大学少，教授少，国运不昌，却也还是养得起。可能凭“中文”资本当上教授者，毕竟凤毛麟角。何况，后来也都很落魄，“越教越瘦”了；相互间借点儿钱买米度日，是常事……

所以当年有“学中文有什么用”的质疑。

已然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自然希望在讨论之中长长自己的志气，指出那“有用”的方面给社会看，给他人看，给自己看。

讨论和辩论出了一个乐观的结果没有呢？

当时没有。

而且，除了教着中文学着中文的人们自己，别人也根本没什么兴趣参加那个话题的讨论。

1949年以后，情况大为不同。

新政权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文化的事业，自然要依赖“中文”人才。于是，“中文”一下子变得很“吃香”了。

直至“文革”前，“中文”学子毕业后的工作，大抵是“坐在屋里”的那一种。当年因“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多么令人羡慕自不待言。尤其，各行各业的工资是相同的。在工资相同的前提之下，中文毕业生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性质，其优人一等一比就比出来了。

“文革”十年就不去谈了。

“文革”后，中国人的工资还是基本相同的。“文革”的重灾区即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开始进入恢复期，需要大批的中文毕业生。那时的中文学子，和现在各大学的最热门学科的学子一样，往往还没毕业，其优秀者，已被最理想的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部门预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