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何难?”
“我等何不联合同窗好友,具名上书,直递内阁,甚至直达天听,恳请陛下为太岳公平反!”
这并非异想天开。
理论上,大明臣民,无论身份尊卑,皆可直接上书皇帝。
洪武十年,朱元璋设通政使司,专司收受天下军民奏章信函,直呈御前。
当然,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奏章能否顺利抵达通政司,通政司是否会如实上呈,陛下又是否有兴趣御览,其中关卡重重,水深得很。
朝堂之上的大人物们政斗角力,不便亲自下场时,便常指使或利用民间文人、士子乃至平民百姓上书告状、造势。
这类“民意”通常总能顺畅地抵达它该去的地方。
至于真正含冤受屈的升斗小民之信能否上达天听,那就全看运气和背后有无推手了。
更反常识的是,明朝中后期的文人士子,不仅热衷于结社议政,甚至敢组织起类似游行请愿的活动,向朝廷宣泄不满。
若背后有靠山,或朝中正有人想借此攻讦政敌,那么领头者和参与者,通常不仅不会获罪,反而可能博得巨大的声名。
即便被朝廷申斥、乃至下狱,在许多士子看来,非但不是耻辱,反而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资历,其逻辑类似于:挨廷杖得清名。
还有一个特别反常识,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明朝中后期,也流行写“大的字的报纸”(把的和纸去掉。)
无论官员百姓,若对某人不满,或欲评论时政,便可将所言书写于纸上,张贴于市集、六部门口、官邸外墙等醒目之处。
可实名,亦可匿名。
虽无明文法律保护,但潜规则是:不因言获罪。
除非你胆大包天地编排皇室秘闻艳事。
当然,若查实是诬告,仍要依律惩处,但查证极为困难。
故而,此举多为政敌相互攻讦所用,或真是蒙冤无门者泄愤之举。
通常也有个底线,或握有实据,或指桑骂槐。
因此,周慕雅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利用舆论,裹挟民意,向朝廷施压。
他当真是为张居正鸣不平吗?
恐怕未必,尤其其家族本就是江南士绅一员,当年或许还受过张居正改革的损害。
他所思所想,恐怕更多是“出头”二字。
文人想出头,难于上青天。
除非能有李白杜甫那般惊才绝艳、一出世便光芒万丈的绝世诗词,此谓:才华取胜。
否则,大家的才学文章都在伯仲之间时,便只能拼“人脉取胜”,依靠前辈提携、同侪吹捧。
而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涉足政治、博取声名,便成了一条捷径。
就拿为张居正平反这事来说,若朝廷迫于压力真的平反了。
那作为倡议者和组织者的周慕雅,顷刻间便能成为江南士林的领袖人物,风头无两。
若朝廷强硬不平反,甚至打压问罪,那就更妙了。
朝廷昏聩,迫害忠良。
而周慕雅则成了不畏强权、仗义执言的“小圣人”,悲壮之名更能传遍天下。
李文渊目光深邃地看了周慕雅一眼。
他未必看不出周慕雅的心思,或许只是看破不说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