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又迅速抬头。
这时,徐佛苏在京主持成立了请愿同志会,并于5月组织各省代表进行请愿,商会、教育会、华侨等社会团体成员也都纷纷加入,形成了一股请愿旋风,一个接一个的上书飞向摄政王载沣,载沣左右为难,谘议局及政府所设机关,不能镇压又不能让步,况且如今“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逼近,饥谨四告,”革命党又前赴后继,如燎原之火,国势危难在即,似乎惟有召开国会,无有他法。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干扰下,载沣没能一揽大局,于6月27日发布上谕:财政困难,国家时局混乱,民众自治能力低下,尚无条件提前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筹备,不准再请愿干扰中央行事。
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后,各省代表仍为之不懈,决议扩大请愿运动规模,决定第三次请愿。这时北京同志会各省分会陆续建立,并且发动了国民及工农商各界人士签名尚书运动,请愿运动生机勃勃。《国风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的《为国会限期问题警告国人》一文,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督促各省议员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斗争,配合各方运动。
8月,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在北京出版。此后,《国风报》与《国民公报》南北谣向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次请愿运动的迅猛到来。
《国民公报》发刊后,利用排满“革命暗潮”,沉重诋毁清廷并且鼓吹立宪,成为各省议员与请愿国会团体的会场,可谓“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庸,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而此时梁启超感于清廷的昏庸顽固,思想更趋激进,革命之念渐渐流露直至浓厚,陆续在《国风报》上发表急进言论,推动着请愿运动形势的发展。
10月3日,依照《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清廷主持成立咨政院,大量立宪派人士的存在,使得咨政院成为立宪派的政治基地,立宪派则作为一支合法的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梁启超的《咨政院章程质疑》、《论咨政院之天职》、《评咨政院》等文章指导运动,公开站立在清廷的对立面,与清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力军。
清廷面对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热潮,手足无措,惶恐不安。11月4日,应咨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着手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请愿运动得到初步胜利。
清廷的妥协让大多数立宪派人士欣喜不已,他们张灯结彩,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欢庆请愿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但以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派认为上谕中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内容,清廷又勒令请愿代表迅速离京,不得滋扰生事,引起了徐佛苏、孙洪伊等激进分子的强烈抗议。随后梁启超发表《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指责清廷敷衍民意,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坚持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目的,警告当权者“若仍坚此不变,世界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对清廷的绝望和愤怒化成无尽的仇恨,言论渐趋革命。此时革命起义如燎原之火,渐有欲燃之势,而梁启超的激进言论促使一大批立宪派会员逐渐倾向于革命。再次引起了康有为的反对,康有为愤责梁启超是“一人叛变,全党皆动”的罪魁祸首, 两人的沟壑越来越来深,水火不相容。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野心勃勃,东北人民深感危机,奉天的立宪派首领商讨后,决定领导青年学生罢课请愿,天津、直隶等地学生纷纷响应,罢课、游行,“断指血书”、“刺骨血书”纷飞,要求救亡图存,速开国会,一股罢课###汹涌澎湃,掀起了第四次请愿高潮。清政府惊恐万分,采取残酷手段血腥镇压,激起了人民对清廷的愤怒,国内形势更加混乱,政坛错综复杂,顿时风云突变。
在立宪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国内又兴起了“保路运动”,两者相互呼应,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1911年,由于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家所有并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这一卖国行径遭到了鄂、湘、川、粤等省人民的严厉抵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立宪派把立宪主张灌输于保路运动中,以资议局为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法制思想,使得保路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发展。
梁启超自杨度口中得到消息后,迅速作文发表于《时报》,及时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国人的警惕。随后,他陆续发表《为川汉铁路事警告全蜀父老》、《收回干线铁路问题》、《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用舆论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文中,他批露了帝国主义以铁路侵略、经济侵略来灭亡中国的“新阴谋”,号召国民向政府争取应得的权利、利益,捍卫民族独立。同时,梁启超顺应国内形势的发展的需要,强调法律程序与人民的权利,指出资政院应起到国会的作用决定法律,政府无视资政院的存在,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是无视法律的行为,必将遭受国民的强烈抗议与坚决斗争。
保路运动声势蓬勃,与轰轰烈烈的立宪请愿运动一起,掀起了一阵政治狂潮,对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由于清政府的愚昧顽固,不顾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最终只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串泡沫,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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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变计划
立宪运动展开后,社会各阶层逐渐强化了法制观念和权利意念,民智大开,这一切让梁启超欣慰不已,由于运动形式的发展,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解散。组织帝国宪政会作为将来“政党之预备”。梁启超建议并指挥了其组织政党事宜。
国内的形势越来越有生气,可是国外形势却不尽人意,康有为等一批书生经商遭受种种打击。内部同志裂痕渐大导致了心存芥蒂,所有事业无一不运行艰难。更由于国内运动消耗其大,经济状况顿时窘迫不已,事业遭受毁灭性破坏。
1911年3月,台湾爱国青年林献堂热情邀请梁启超访台,梁启超经过一番熟虑后决定前往台湾考察“宪政”,并为立宪事业筹集善款,24日,梁启超偕同汤觉顿,女儿梁思顺乘日本轮船“笠岛丸”离开了横滨,25日舟泊马关,27日顺渑台界而南,28日抵台湾鸡笼山(即今基隆)。一路上梁启超伤愁悲哀,海鸥掠过天空,留下一丝愁绪,海涛拍岸,往事却不敢回首。回想台湾举人涕泣请命,似乎听到了台湾父老在日本铁蹄下的挣扎呻吟;在船上听到林献堂的问候,恍惚间闻到了台湾人民渴盼亲人的呼唤。
“再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梁启超初登基隆,便品尝到殖民地苛政下的滋味。游台北、台中、台南等地,梁启超目睹了台湾人民“身无完裙居无屋”“饿殍阗路歧”辛酸悲痛涌上心头,满腹悲愤,自然流露,汇聚成一首首动人心弦的诗句;“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最是夕阳无限好,残红苍莽接中原”,将台湾人民与祖国紧密相连,血肉相融。台湾美景罪人,却处处流露悲痛与思念,“绵绵列蚰烟如织,暖暖平畴翠玉流,好似扶助千步蹬,依稀风景似扬州。”字里行间无处不是血,无处不是泪。
所到之处,日本特务无处不在,严密监视,让梁启超行动颇为不便,言论受到抑制。与这些特务相比,台湾父老却情深似海,热情如火,梁启超的爱国情丝不时受到触动,感情自然流露,竟使日警也潸然泪下,令人动容。
游历一月,梁启超的感情无时不处于奔放,情感四溢。国内形势的突变,使得梁启超不得不满怀惆怅告别了返回日本。
“赞歧丸”航行在中国海域,梁启超凭舷眺望,祖国近在咫尺,自己“南飞鸟鹊怨无枝”,巨浪澎湃,哀伤、怨恨袭上心头,回程着受伤愁悲哀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