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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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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顺治托孤整整二百年之后，清王朝再次上演托孤旧事。

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逝。病危时召见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王瑞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孝顺、军机大臣穆萌、匡源、杜翰、焦韦占瀛等大臣，下朱谕：立6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任命上述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赐皇后一方“御赏”印；赐载淳一方“同道堂”印，载淳的印由生母懿贵妃代管。“御赏”印盖在皇帝谕旨起首处，“同道堂”印盖在结尾处。八大臣拟定的任何谕旨，如果没有这两个玉印，就不能生效。

和顺治的遗嘱相比，咸丰帝在整体提升辅政大臣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两位太后的权力，尤其加强了皇太后的权力，同时辅政大臣人数由顺治时的四位增至八位，以防止个别大臣专权。咸丰摆出了一个辅政大臣和太后之间、辅政大臣之间、两位太后之间相互牵制的政治格局，以便使政权能在数年后顺利过度到小皇帝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4）

但后来政局的发展完全出乎咸丰的意料，在他安排的政治格局中最不显眼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最后成了权力中心。她先是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除掉八大臣，之后又先后迫使慈安太后和恭亲王淡出，由她一人*。

由于缺乏制度的安排，历代封建王朝在发生皇位更替时经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直到康熙建立秘密立储制度，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基本解决。从康熙到咸丰，清王朝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政权交接基本顺利，直到同治时才出现上述变故。

幼帝登台，主少国疑。辅臣制度经常因人而异，没有定规。忠诚自律者如霍光、张居正，篡权夺位者如王莽、杨坚、赵匡胤。

即使有制度，这种制度也经常遭到破坏。光武帝刘秀在立国之初对外戚防范甚严，结果东汉王朝的外戚之祸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严重。朱元璋也曾经在开国之初规定不许宦官干政，但明王朝的宦官却屡次兴风作浪。

带头破坏制度的正是皇子皇孙们。东汉在第三代皇帝汉章帝时，外戚就开始擅权，明朝也是在第三位皇帝朱棣手中时，宦官开始参与政事，这一切都是得到皇帝的首肯和支持才得以成行。

对制度遵守最好要算北宋，自宋太租规定“不许擅杀士人和上书言事者”之后，历代皇帝都很好的遵守了这一制度。

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以及对制度的执行力将考验未来的中国。几千年来，各种潜规则始始阴魂不散，时刻在腐朽着制度的肌体。“人亡政息”的案例直到现在依然可能在各地上演。对人负责而不是对制度负责，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现象依然存在，所有这些，都对未来提出了挑战。

制度，健全的制度，受约束和监督的制度，既有连续性又是与时俱进的制度，这将是中国未来四十年需要不断重复和加以强调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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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广东人的遭遇和人才选拨的程序

三个广东人的历史基本上构成了晚清的历史。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人不仅是晚清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个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冲击清朝旧有统治秩序的人，除了有一个共同的籍贯广东外，在他们参与政事的过程中也都无一例外的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排斥和拒绝。

洪秀全（1814…1864）是广东花县人，他与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萧朝贵等于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农民起义，拉开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序幕。这次起义轰轰烈烈、声势浩大，波及18个省，历经14年，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洪秀全的成长轨迹，会发现他最初本是旧制度的忠实拥护者和奉行者。

洪秀全的家境并不错，他本没有必要造反。他的父亲是临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当地算是好的。

问题出在科举考试上。

洪秀全上有两个哥哥，他是小儿子，也是洪家唯一读书求取功名的，在家里受宠而地位优越。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3岁考上童生。此后17年4次赴广州应试，均落第，一直没考上秀才。1837年，一向自视极高，背负族人期望，已24岁的青年洪秀全第3次落榜，精神受了很大的打击，回到家后大病了一场。

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想见，洪秀全幼年、少年、青年，甚至步入中年都一直把“科举取士”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从他13岁就考取童生的事实及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的历程看，洪秀全的天资并不差，也具有极强的奋斗精神，完全算的上一个有为的青年。但是，就这样一名本可以有所作为的青年却被清朝统治体系拒之门外。洪秀全不但自己求取功名的愿望落空，他身上背负的族人的希望也一次次落空，他当时所受的屈辱心情我们可想而知。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5）

落榜以后的洪秀全对当农民种地没多大兴趣，他选择了造反。

按理说，落榜以后他可以继续当农民或者从事比农民稍优越一些的工作。事实上，他18岁时曾受聘“坐馆”，为当地的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虽然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但至少比一般农民要有身份。也就是说如果洪秀全不造反，他不但有活路，还有一份比普通农民稍好的职业。

但是，家境较好和年少得志让洪秀全变得自视甚高，当他第四次落榜时，他感到的已不是屈辱而是愤怒。他在同样落榜的书友冯云山的劝说下，一怒之而砸了孔夫子的牌位，断了科举进士的念头，转而决心造反。

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考试已成为天下读书人和劳动人民进入统治阶层序列的唯一通道，尤其在太平岁月更是如此。现在这条路在洪秀全面前了无尽头，已经而立之年的洪秀全不愿再等待，于是他选择了造反。

促使洪秀全造反的原因肯定还有很多，但是未被科举考试录取肯定是其中最直接最基本的原因。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洪秀全被科举录取了，那么他完全可能象康有为那样加入“公车上书”的队伍中，甚至终身保皇而不反清。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他没被录取，而此时的他听到了冯云山的劝说，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觉到了清帝国的腐朽和麻木，于是他造反了。

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清朝的科举为什么没能接纳他？是考试的内容出了问题还是考试的形式出了问题？或者，在当时的体制下象洪秀全这样的青年还有没有其它形式可以进入清朝统治集团的序列？除了造反，他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和洪秀全相比，康有为（1858…1927）显然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被当时的科举制度接纳，很早的时候就成了举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他生于官僚家庭，家境自然比洪秀全要好，他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同时吸取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