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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会，但恐怕上海租界内不行了。他说：

我忽然想起李鹤呜（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于是便立即跑到渔阳里去商量，因为鹤呜是住在仲甫家里的。我们商量决定，鹤呜夫人明日早车赴嘉兴，先雇一只大船等着，我们第二班车去，乘船游南湖。于是连夜分头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地到北站上车，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兴，早有鹤呜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当地的人，以为是游南湖的，也不注意。我们把船开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18

出席中共“一大”（4）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至今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介绍，说法很不一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大事年表》一书中称：“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由张静如等人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一书称：“在最后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还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由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工作，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而黄美真、郝盛潮主编的《*史事件人物录》，只笼统地说“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料汇编》称：*一大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委员，并分别担任书记、组织与宣传各部主任。

由于有关*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领导机构的原始文字，尚未被发掘，所有的记述都是以“回忆”为依据，因而不尽一致，是不可避免的。但据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由周佛海代理。19

周佛海的这种说法与上述大多数的记述，基本情节是一致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周佛海是否被选为“副委员长”和“代理委员长”。此事笔者难于作出判断，只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作为历史疑案了。

*一大于8月初结束，是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会办事处，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该组织出版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在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的同时，秘密地向工人宣传*主义，并组织产业工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

周佛海说：“大会完毕之后，一面指派各地的负责人，分头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动起来。我们觉得实际工作，要从劳动运动做起，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发动并指导上海劳工运动。‘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书记部’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20

周佛海曾自我吹嘘地说他在“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曾秘密地在工人中开展活动。他说：例如在日本人经营的纱厂的工人，想学日语，他便在工人居住的地方，开一日语学校，他每隔一夜去教两小时。“‘到民间去’的口号，我们都做到了”。21

正当周佛海在上海活动得起劲的时候，暑假快完了，他必须回到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去上学，因此，只好去电催促在广东任教育委员长的陈独秀回沪。但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却发生了被租界巡捕房逮捕的事件，他因为要给陈独秀送一封信，而险些被捕。正在这个时候，由于第三国际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以对抗美国将要召开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中国方面，要召集工人、农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派去参加。周佛海说，接到这个通知后，由于时间非常急促，而又毫无准备，急得他毫无办法。他与众人经多次商量，决定以广州为中心的南方各大城市，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长江一带，则由他亲自出马。于是，他便乘船到了长沙、汉口、安庆等地，通过毛泽东、陈潭秋等，约集了一些青年，交代了有关事项。在他返回上海时，陈独秀已经被营救出狱，由于学校早已开学，他便把经手的事项，交给了陈独秀，离开上海，往鹿儿岛上学去了。

脱离共产党（1）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推动了全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党的组织也得到了一定发展。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纲领，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奋斗目标。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高潮。同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纲领，确定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为适应国民革命运动的需要，“宜有一个努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根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加速了与国民党的合作步伐，并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次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进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22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23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脱离共产党（2）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