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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但是邓小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说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所谓“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就会想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老实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真正听到过从邓小平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这话之所以赫赫有名，可能还是由于“文革”中间它曾经是邓小平的一个罪状。后来的史学家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只能证明邓小平此言大体出于六十年代初期，却无法指明邓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以及什么地点讲过。十年以后，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即以“白猫、黑猫”题名，作者贾鲁生说这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格言，但他仍然没有说明它的由来。倒是一个名叫巴拉奇？代内什的匈牙利记者研究邓小平多年之后，作出他自己的猜测。他说此话本是出自邓的家乡四川省的农家俗谚。“在那里，啮齿动物总是损害庄稼”，他写道，“因此那里的人们常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另外一位研究者却试图证明，第一次将此论用于表述共产党之大政方针的人，并非邓小平，而是刘伯承。但是，尽管有这些节外生枝，我们仍然相信邓小平具有这种思想并且在相当高级的场合里讲过这句话。否则，当邓小平因为这句话受到这么多的贬斥和磨难时，他不会不加申辩。这一点直到九十年代才由薄一波加以证实。据薄一波的回忆，邓小平在1961年6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并且说这话是安徽人所说。但是在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这话的时候，又表示这是一句四川话，曾为刘伯承津津乐道。（参见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邓小平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重提“猫论”，但他的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部署，分明充满了“猫”的精神。

一步一回头（4）

话说回来，邓小平的“猫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一度并不亚于毛泽东。他本人也从未想过要为自己掩盖。比如1980年他承认自己是反右积极分子，并且说：“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还劝告人们不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全部推诿于毛泽东。他的话听起来至为勇敢真诚：“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296页。）很明显，邓小平并不想做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他信奉的是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误。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不过，邓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乃是他的求实精神。有一段时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声势颇大，北京的街头却流传起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是“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记住了四个字：实事求是”。这话传得有一点走了样，其实，邓说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自他对1958年失误的痛楚，他的“猫论”也是由此才产生出来的。一些内部报告提供了公社社员挨饿甚至死亡的消息，这令总书记至为震惊。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农村，在那里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情形。于是他坚信自己错了，党的方针也错了。似乎就是从这时起，他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失去了兴趣，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更多的粮食，只要产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许个体的主动性”。紧接着下面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大约是1961年3月。

邓小平为这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始终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仍未改变。22日，毛泽东的“六十条”在经过修改之后，由全体中央委员举手通过。不过，“新六十条”依然只是“试行草案”，而且日后也从未成为正式的文本。它无声无息地跑了出来，很快便被人遗忘。十年以后，官方的史料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已经完全不再提起它。毛泽东的时代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创造的“六十条”，邓小平时代却在清醒的时候把它扔到一边。

今天历史学家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文件是另外一个。它是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被二百一十位与会者举手通过，并且下发到乡下去执行，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过，《决定》在当日仍只是“草案”，其最后的定本，要到十个月后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才能通过并且公布出来。将1978年与1979年的两种版本加以对照，修正多达百余处，大部分是技术性改动，但有若干重大关节处的变化，就绝不能用文字或者技术性的改动来解释。比如1978年版本中的“不许包产到户”六字被删，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显然是因为实际进程中“包产到户”已难以阻挡，令党中央对这个昔日“最危险的阶级敌人”略加宽容。比如1979年版本中增加“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生态平衡，这是一个教训”一句，显然是对毛泽东“以粮为纲”的露骨批评。新的版本还将“要继续抓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把这个运动同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紧密联系起来，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整段一笔勾销。这就已经明显地暗示，华国锋发动的“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应该结束，因为它与执行新的农业政策已经无法“紧密联系”。最后，它还毫不留情地删去了“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又等于是宣告毛泽东倡导并由华国锋继承的“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已经流产。

一步一回头（5）

但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季里，农业方针的变化在可以操作的步骤上还是含混的，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面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有一个重要决定的获得通过，在这个会议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就是部分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按照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文件，到来年夏季粮食上市时，将把国家收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还许诺将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出相应的提高。这一决定的正式通过还要等到1979年的秋季，但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行动实际上自春天就已经开始。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依据中共中央决定中的这一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将提价的时间表由夏季提前至3月。这中间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将提高价格的行动赶在春耕之前，似提高公社社员的耕作热情以及全年的收成；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一项方针本身没有引起任何异议，所以可以畅通无阻。不过，价格的提高由于各地的自行其事，而令最后的统计发生分歧。中###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新时期专题纪事》书里说，这一次提高价格的幅度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第一批受惠的农产品计有十八种，果真如此，则超过了中央1978年12月会议所认可的幅度。不过，大约十年以后，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起来对这时的提价之举作了更详细的调查。结论是提高价格的幅度大体为百分之十八。这一项调查还开列了主要产品的提价幅度：

粮食，百分之二十。油料，百分之二十三。棉花，百分之十五。甘蔗，百分之二十。甜菜，百分之二十五。大麻，百分之二十点三。柑桔，百分之二十六点三。蚕茧，百分之二十点三。蜂蜜，百分之八点二。

猪的运气比蜜蜂和蚕好些，一头一百公斤的毛猪原来只能卖九十八元九角二分，现在则可卖到一百二十五元零六分。

母鸡则更加幸运，因为鸡蛋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最有福气的是羊和牛。羊肉价格提高了至少百分之三十五，而羊绒则提价百分之四十五点一；牛肉的提价幅度高居榜首，为百分之六十。

上一次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为1962年。所以今天乡下二十来岁的青年，根本就不会知道还有提价这回事，尤其不会知道他们手里的东西原来能值更多的钱。二百多官员在一天里一举手，八亿公社社员的收入就在这一年里大约增加了一百零八亿元。当时农产品的出卖所得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份额，此中又有大约百分之七十出自粮食。这就可以想见，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针，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利益上均给予农民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告诉他们如何压制自己内心深处的发财梦想，以及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他们在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爱国的性质，诸如“爱国粮”、“爱国棉”、“爱国猪”、“爱国菜”云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等于是公开承认他们的产品与金钱的直接关联。这就牵涉到当时农村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农民的劳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净化，还是为了物质利益？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步一回头（6）

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大多数评论者都说此举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其实这也是一种过分的夸张。提高价格与共产党以往的方针来比较，虽然可以说是皇恩浩荡之举，但是平心而论，却并没有在农业方面开辟出新的道路。就制度方面的含义来说，即便它是了不起的一步，也仍然因循着统购统销的既定道路。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反对，这与“包产到户”所遇到的激烈对抗形成鲜明对照。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当时我们的国家宁愿以数百亿元来买得旧体制的稳定，而不愿主动采取超越常规的举动。

这中间的含义，一定要和政府奉行了二十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联系起来，才能使人理解。按照既成的制度，农民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控制的。政府一旦规定所需农产品的品种数量及价格，农民即须遵守，无论收成丰歉，都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倘若农民余粮不足，则应以自家预备的口粮先行上缴，然后政府再酌情以国库陈粮返销，补充农家食用。政府将乡下购得的粮食运至城里出售，购买者亦须依照政府规定之数量和价格，同样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种制度被叫作“统购统销”，其建立，当在1953年的10月。在此之前，农产品营销当中有相当部分由私商操作。从这时起，私商被陆续宣布为非法，而由中央及地方的政府接管农产品的营销。这种管制先是在粮食方面进行，然后是油料、棉花、生猪、烤烟、茶叶之类，到1957年，又包括所有品种的水果和中药。又过了大约三年，这种制度最后完善起来。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坠入大饥荒的时候，对于农产品的管制达到了最严厉的程度。粮棉油除政府所辖商业部门来经营之外，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是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计划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仓库之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一说，其实有名无实。所以，虽然名义上统购和派购的产品为二十种，但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可以多至二百三十多种，几乎囊括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全部收获。

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购买农产品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的价格。所以，虽然农业本身税率极低，但是农产品之强制性的低价收购，与工业品之高额售价间的差额，是对于政府的一种补偿。而且，这种差额的日益扩大，可以令政府以隐蔽的方式将财富从乡下集中到城里，为其工业化目标提供资金方面的积累。其具体的步骤，是使城里人获得低价的衣食供给以及低价的工业原料。如此，则又可以在工厂里面实行低工资和低成本的制度，来提高工业的利润和积累。二十年后，中国经济学家将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隐蔽价值公开出来，说它大约有六千亿元。这大致相当于同一时期政府用在工业上的投资。

这种制度的秘密一旦大白于天下，其不合理的地方也就暴露无疑。问题在于，它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实行当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本身为生产的组织，又是分配的组织。农民的劳动所得全归公社，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就如同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一样。所以，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农民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得以长期进行，而且也可以保证农民无法以减少生产的办法来表达不满。但是，这种制度却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中追求劳动所得的天性。农民利益的被剥夺，造就着农村中广泛的消极怠工以及对土地的不负责任，虽有种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亦不能扭转此种每况愈下的局面。

现在，政府再一次提高收购价格，客观效果是使隐蔽的差额大大缩小，但却并没有对制度本身的弊端加以纠正。比如这种差额在1952年，也即实行统购政策之前的一年，为六十六亿元，到了1978年就多至三百三十七亿元。1979年的提高价格，使其在当年就减少至二百多亿元。如果农民知道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个地方叫做国际市场，那里也有粮食的交换，并且有能力把自己的小麦送到那里去，则他们换回的食盐可以多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白糖多百分之五十三、火柴多百分之四十七、化肥多百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