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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十年后，也即1986年夏季的一天，李云河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文章作者何燕凌。李用颤抖的声音向作者谈起这篇文章：

“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千般折磨万般熬煎啊，”何燕凌嗟叹：“如果我当年写那篇短文的时候能够想到它可能造成那么可怕的后果，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李云河的冒险从一个叫做“燎原”的合作社开始，其用意十分明显：要让“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来，成燎原之势。李、戴二人精心设计了“包产”的全部规程，其详尽的程度包括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二百八十种农活、十个等级的劳动，以及土地的厚薄和远近。还在整整一个夏天里食宿于“燎原”，借以体会农民的情绪，检验其试验的成效。农民对于这一制度的反应极为强烈，人们自动地把耕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八，积肥之多比周围四个合作社的总和还要超过三倍，多年闲置的农业机械现在全部启用，漕运效力提高了百分之十，还能修缮三处水利，养一百六十头猪，以使来年粪肥更多，地力更壮。前后四个月中，燎原社与周围农村之情景全然像是两个天地。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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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李、戴二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班师回朝，提出关于“包产到户”的试验报告。李云河乃是由宣传部长升任现职的，他深知舆论的重要，所以动员手下宣传媒介大造声势。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这时也由犹疑不定转而站在“冒险者”的立场，政府也开始鼎力相助。于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场面真的出现了。9月6日，县委召###议宣布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全部合作社主任均到场聆听，是为永嘉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大会”。此后的几个月，永嘉全境大规模地仿效，全部六百三十七个合作社中，二百五十五个采用了燎原社的办法。包产到户之火还超越县界烧向整个温州地区。到这一年冬季，实行此种制度的合作社已逾一千，大约包括十七万八千农户。

这时候京城里面正处在“反对冒进”的高潮，浙南也大有“包产到户”席卷而来的势头。此外，四川江津以及广东和贵州，亦有大体同类的行动，只不过规模极小，又不具有政府的组织色彩和宣传的声势。所以后人均称永嘉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之发祥地。它与合作化几乎同时出生，其诞生比之后来的人民公社，至少要早两年。

然而这一大规模的行动使永嘉的上级感到恐惧。《浙南大众报》获知乡下在搞“包产到户”后立即发表文章，说这是“一种倒退的做法”。盯为它“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作者预言“他们所说的增加生产不仅是微小的，增长的速度比逐步搞好集体经营的合作社相差越来越远，而且不久之后就会停滞不前。”（《浙南大众报》1956年11月19日。）问题的严重性质在于，此种观点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张报纸为温州地区党的委员会的机关报，这说明地委已在酝酿扑灭这股火焰。文章未加署名，恐怕也是为了表明一种团体的意志。只不过大局尚未明确，所以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据后来史学家的考证，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永嘉自李桂茂以下多数官员在心里都不能接受，但是表面上的态度却已经四分五裂，乱作一团。唯李云河一人不肯听之任之。他用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与报纸针锋相对，题目叫做《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但是，他不是不懂，处理这些冲突需要具有“拉大旗做虎皮”的特殊技巧，所以他又在标题的下面注明，这是“学习‘八大’决议深入实践的体会”，以此表明自己正是执行了党的决议而不是背道而驰。

李将自己的文章上呈他的所有领导，包括李铁峰领导的温州地委、林乎加领导的浙江省委、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局、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林乎加很快作出反应。他召###议，支持李云河，说《浙南大众报》的文章不对，“站不住脚”。接着又颁下命令，要省委机关报全文刊登李的文章。文章发表于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开宗明义，说与地委的机关报“有不同的看法”。如此一来，就发生了周曰礼所说的“包产到户的第一次大争论”。

依照中国政治中的常理，既然省委的权力高于地委，那么省委书记的意志应当可以扫清地委所设的障碍。可是这一次情况大为反常，地委不仅不肯收回成命，而且责令永嘉立即纠正“包产到户”。省委书记林乎加反有退却之意，至少不再置喙。李云河不用费多少力气也就可以明白，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只会是一个，就是林乎加的上级不肯支持他而支持了他的下级。没有人能够对这种猜测提出事实上的根据，但是李云河却听到一个让人心悸的消息：

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

毛泽东的确有过类似的表示，而且更加激烈，但这只是在若干年后出现的事。在1956年的那个冬天，这仍然只是传闻而无法证实。问题在于，仅仅传闻也就足以对这些最下层的官员发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此种传闻也必会为县委书记李桂茂所知。这种压力直到三十年以后他还能清晰地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作为县委第一书记，怎么能不顾领导意见，不听地委招呼？”僵持的局面拖延至1957年3月7日，李桂茂终于屈服，他作出《坚决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其中说，除保留“燎原”试点外，其余地方一律纠正。他解释说：“这是我在下有要求、上不支持的情况下对包产到户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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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李桂茂后来的行为，可以认为他的这一番陈述不无事实上的根据。但是在当时不论他是多么的口是心非，他的决定仅仅在名称上也就表明了一种清晰的立场。更何况它还以3月8日为最后的期限，宣布此后若再有人坚持包产到户，则以党纪国法论处之。所以李云河称，这是一条震撼永嘉的“三八线”。

李云河搬出邓子恢来作最后的挣扎。他在县委的会议上说，邓老说过可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所以“我的办法还要坚持”。邓子恢的确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这位被叫做“小脚女人”的农业专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当然不能成为李云河的挡箭牌。

可怕的风暴在4月初终于来临。一连串质问抛向李云河：包产到户是在鼓励单干，而使合作社完全解体，只是对富裕的农民才有好处，说穿了是资本主义；所谓“邓老指示”，不过是断章取义的诡辩；上拥邓老“指示”，下借群众“要求”，可见他还没有丝毫悔改的愿望。看来李云河已经不能继续工作，因为只要他还有权力。就有可能在宣传中夹带私货。省委工作组也开赴“燎原”，一进村就宣布包产到户为“星星鬼火”，要用最迅速的行动来扑灭。工作组提出的报告说，“事实证明只有合作化才能使农民的生活好转”。但是农民已经有点按捺不住。那一天县长带领机关干部来参加劳动，合作社的社员们认为这个机会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禁止包产到户的不满，于是打着“没有饭吃”的旗帜，群聚起来，将工作队团团围住，从上午直到子夜、激愤的农民将一个姓叶的干部群殴致伤，把另外一个王姓干部的衣服上面捅了一个大洞，仍然不肯甘休，又去抄了几个合作社干部的家，方才觉得出了心中一口恶气。这时已是东方破晓时分。

农民的反抗如此激烈，令党的干部们一时不知所措。假如毛泽东能在这个时候就把五年以后才肯说出的那句话说出来——“中国有五亿农民，如果不团结他们，你有多少工业，鞍钢再大也不行的，也会被推翻的”，事情的结局恐怕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过，现在毛泽东正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他说，要让右派猖狂一个时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表明此时他的心里全是反击右派的念头，其计划犹如一场军事性质的战斗。三周以后，他真的起草了反击右派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右派们“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这种局面使永嘉乡村中那些愁眉不展的工作队员为之一振。因为依照既成的逻辑，百姓的骚乱定是受了坏人的挑唆。这个推理很快又为事实所证明。右派分子章伯钧就在煞有介事地打击合作化的运动，说“农民在咒骂毛主席”。这样的人在温州也一定会有他的代理。于是，一个名叫诸葛邦寅的农民被指责为“右派首脑”，逮捕归案。此人几年以前即不肯把粮食卖给国家，现在则“借口改进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到处贩卖包产到户”，不仅造谣说已经获得政府批准，而且还打伤乡支部书记谢昌宝，使其吐血成疾。然而最重要的，此人之兄为恶霸地主，于土改当中被工作队处决。所以这一切都有了阶级的色彩，包产到户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主阶级“射向社会主义的一只糖衣毒箭”。

《浙南大众报》也从一片慌乱中重新振作。7月的最后一天，充满激情的编辑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并且说包产到户有十个“大祸害”，那些热衷此道恋栈不去的人，简直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温州地区党的领导现在更加理直气壮地采取步骤，约束农民的私有欲望，其具体的部署叫做社会主义“说理大会”。据《浙南大众报》说，二十天里召集了上千次“大会”，教育了上百万农民。并且将一百七十二个合作社的包产到户全部取消。永嘉县的党代表大会似乎觉得这还不够，作出决议说“要把包产到户彻底灭种”。

8月8日，李云河的上级领导召开会议，判定他的包产到户是“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李仍然痴迷不悟，他说“给我试验到底，不能一棍子打死”。到了10月，李云河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无力回天。那一天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把他“一棍子打死”了，那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说他制造的“燎原事件”为“右倾”错误误（《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3日。）。新华社还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通电全国，说他以邓子恢为后盾从事“断章取义的诡辩”。看来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邓子恢就在说了“可以包产到户”那句话之后，紧接着又说，“浙江某些县所实行的‘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退回到单干”。这里所谓“某些县”，不是李云河的永嘉又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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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以后以喜剧方式在全国上演的包产到户，现在则进入了悲剧的高潮。1958年2月21日，永嘉淹没在标语、漫画、口号和大字报的海洋中。包产到户和它的倡导者们受到公开的审判。在中国，这是结束其政治生命的最有效的方式。

李云河是当然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戴洁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往农村；

李桂茂虽然中途勒马，反戈一击，亦属中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降低三级工资。

永嘉县农村工作部支持“燎原”的错误也不容姑息，予以取缔。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与周祥千、局长胡宣哲，均为右派，秘书潘长平罪行稍轻，为坏分子。这些人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二百多农民被当村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收监。其中一人刑期二十年，未及期满即死于狱中。他叫徐适存，罪名为“破坏合作化”，其事实的根据是他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呼喊“包产到户就是好”。

“燎原事件”遗留下来的“右派集团”，从此四分五裂，很快便被遗忘，即使今天亦鲜为人知。就数量而言，这些人在当日五十五万右派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它却包含着与其他千万沉冤不同的意味：合作化在它历程的起点上便埋葬了走向光明的契机，所以它在战胜了它的敌人的同时，也在走向自己的坟墓。

这个事件的结局，还酝酿了中国此后历史的一个基点，即以意识形态的判断来取代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探索，以专政的高压迫使人们保持思想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当事人中，并无一人可以自诩当日在沉舟侧畔保持了彻底的高风亮节。他们都多多少少地表现出双重的品格。最坚定者如李云河，也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自我责难的文章。李桂茂其人则更值得心理学者加以考究。对于“燎原”的包产到户，他由犹疑不定转为坚决支持，继之又坚决地予以反对和打击，却仍不足以自保。然而他在终于落难之时却把包产到户的大批资料卷宗珍藏起来，历经无数抄家游斗颠沛流离仍使之完好无损。有一天，他遇到昔日被他严厉批评过的下级戴洁天在监视和强制之下劳动，遂驻足观看。这一来，一幅令人心酸的场面就永远地印在他的心里，以至三十年后他还如泣如诉地加以描述：“我见到他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面黄肌瘦，双手不能举起，感到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我又不能伸出援助之手，内心痛苦使我彻夜难眠。”戴洁天此时却在为了不能向妻子儿女伸出援助之手痛苦难眠。“幼儿四口，嗷嗷待哺，炊烟常断，啼饥号寒”，他悲愤地写道，“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诉邻家饭菜香”。在另一首诗里，戴又表明他的悔过认罪全为被迫之举，在他的心里则仍然保持着昔日的气概：“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这表明党的干部们在特殊年代的复杂心态。虽然他们中间多数人不得不随波逐流以求明哲保身，且即使他们敢于直言犯上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强制性的手段虽可令人俯首就范，却永远无法征服其内心世界。

我们国家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至今，农民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共产党由农民中崛起，但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正是农民。农民们不通文墨，没有政治意识和组织的习惯，易于为人煽动，却又逆来顺受。除非沦落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总是惮于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属于简单的劳动力，但是对于自己的利益却有着出奇的敏感，其行动常由利益的动机来驱使。他们支持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是因为相信党能够给他们以利益。奇怪的是，那么多的党的官员出身于农民或熟知农民，竟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1958年l月，当毛泽东的火车开进南宁之时，他就感到有必要修改经济指标：“15年就要超过英国”，钢产量还要增加，这些都必须实现。至于下面这个部署，他认为虽有疑问，却值得一试：一年完成十二年的粮食增产计划、十一个月消灭文盲、半年实现水利化、麦收以前把全国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全部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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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原拟一千九百六十亿公斤粮食和三千五百万担棉花的产量计划肯定是保守的，就算已经提高的计划——二千一百五十八亿公斤粮食和四千零九十三万担棉花，也不能代表新的形势。农业部的报告已经提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四千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一倍以上，副总理谭震林也出来宣布说，“一万亿斤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充分的回旋余地，1958年产出三千亿公斤粮食和六千万担棉花，绝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