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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实际进程与设计之间，形成极大差异。这是后话。现在，华国锋的动员立竿见影，五千名代表连夜学习，连夜批判，把北京大大小小的宾馆里糊满了大字报。中共最有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它的版面上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气象：

怒火，在代表们心里熊熊燃烧！

仇恨，在代表们胸中翻滚激荡！

来自祖国各地的五千名代表，

同仇敌忾上战场，

万炮齐轰“四人帮”。

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指斥与声讨，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气氛，而于理性的判断则要大打折扣。但对华国锋来说，仅仅有这些也就够了。不过，事情还是出了一点麻烦。经过二十年政治上的划线站队，中国人的心态已如条件反射，每有风吹草动，先自分开阵营。这时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帮”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台之后，由毛泽东率领的对林彪的批判。当日对于林彪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曾经议论纷纷了好大一阵，不得不由毛泽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毛泽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林彪形“左”而实右，是极右。仅仅这一句话便将左派林彪赶出了左派的阵营。现在，同样的命运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泽东逝世已有三月，事情只能由华国锋来作了结。这一来，便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华说道：

风起青萍末（8）

“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看得出来，华国锋对江青的判断是继承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判断，但他的表述显然不具有毛泽东那样的简洁与自信。为了支持他的结论，他提出的证据冗长而笼统。他实际上是在述说中国若干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包括周恩来这一代开国元勋；包括依然权力在握的和失去权力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包括工人和农民；包括青年；包括军队；包括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华国锋希望中国所有的人，都能和他站在一起来痛恨“四人帮”，这无论从心态还是从策略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图画之黑暗，与过去几十年党在人民中间极力渲染的光明成了鲜明的对照。党中央主席有勇气承认这样的事实，令人惊讶。华国锋的错误不在这里，可是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四人帮”，并且作出“右得不能再右”的结论，则令人生疑。他把毛泽东列入受迫害者的队伍，显然是想把毛泽东的夫人排除出毛泽东的体系之外。既然毛泽东是左派，江青们是一定要成为右派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敌人。这样的推理固然可以成立，但它在日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又出乎“英明领袖”的意料之外。

现在，面对五千领导者和他们背后的亿万农民，陈永贵尽其所能为华国锋的逻辑提供注释，不过，显然并不成功。他对着听众陈述了“四人帮”反对大寨，反对华主席，也反对毛主席的罪行。所列虽然详尽，却有些琐碎。平心而论，江青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确已势同水火，但是若说江青一贯反对大寨，实难令人信服。凡对中国农事稍有注意的人都会知道，“四人帮”是如何鼓动“学大寨”的风潮，大寨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感极而泣地迎接江青的到来，而且，人们也很难看清大寨的经验与“四人帮”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何区别。所以，将“四人帮”归入“极右派”，就连华国锋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是否完全同意，都很值得怀疑。这一点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证实。而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能意识到，在他们的“万炮齐轰”之下，不仅“四人帮”的理论将在中国破产，而且人民公社的理论也会遇到麻烦。对人民公社的理论进行修正是必要的，而学大寨运动的继续推进，无疑是在强化这种理论。在把有害的大寨经验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加以巩固的时候，又怎能在七亿农民中间清除“四人帮”留下的遗产？

但是，按照华国锋的作法，当日农村中弥漫着的对于大寨和对于公社的种种不满和失望，便成了“四人帮”的罪孽。陈永贵在他的报告里面，即用很大的精力来指责“四人帮”到处破坏学习大寨，“闹的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陈还把一个叫做温州的偏狭的地方作为攻击的目标，毫不含糊地说，那里的分田单干是“四人帮”纵容的结果。这位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包产到户是“四人帮”向学大寨的运动发起的政治挑衅，因之，与“四人帮”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对少数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要坚决纠正”（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很明显，这样的方针如果得以延续，将给中国农村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

陈永贵的讲话令满场掌声经久不绝。这些鼓掌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正是由于与“四人帮”奉行的理论的决裂，导致了两年之后的中国出来一个“分田单干”的小岗，且从此一发难收。

华国锋取得了胜利。他打倒了“四人帮”，但却留下了中国农民已经厌恶的一种制度。他的胜利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77年，而人民公社终于日暮途穷以至败象毕露，亦出现在这一年。

1977年是人民公社这个幽灵在中国农民心中日益可怕起来的一年，但是，在整个中国，大多数像小岗一样的村庄，仍然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那时候，中国人还未从大同社会的梦呓里醒来，邓小平还在京城北面一个无人注意的四合院里养精蓄锐，他在日后发动改革所倚重的左右将帅还毫无影响。华国锋此时看来是势不可挡，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两亿多个有线广播喇叭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风起青萍末（9）

京城的信号传到江淮丘陵的时候，已是这一年年初。隆冬时节，日短夜长，凌晨。星光未褪，凤阳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古老的钟楼再度成为革命的心脏。那上面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重复着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其主旨在于动员农民行动起来，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横七竖八的广播网络则把那钟楼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这样，华国锋充满激情的声音，便控制了整个凤阳县的村村户户。

凤阳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居之地，时称濠州。他在天历元年，即公元1328年生于一个佃户家中。佃户没有耕地，靠租种他人土地为生，在乡下是最贫穷的一类。朱元璋十七岁为行童，游方化缘于淮西，也就是出家到寺庙里做了一个小和尚，云游四方乞讨度日，二十五岁投郭子兴麾下为卒，离凤阳平天下，直至四十一岁称帝，是为明太祖，次年下诏于凤阳营建中都。所以，这里至今仍然留着诸多关于朱元璋的遗迹，其中最为隆重的一处，是古城中心的钟楼。楼高数丈，由小块望砖所筑，色青。到了公元1977年，已经数百年风雨剥蚀，斑斑裂裂。城头间有野树杂草，淡妆浓抹，如一条恍恍惚惚的龙蜿蜒在空中。当日统辖太祖中都的地方官吏主持修筑这个建筑，乃是为了永久地悬挂一口铁钟，钟脊铸有“皇图巩固”、“帝道遐长”八字。中都城门之上，镌有“万世根本”四字，字体楷书，雄浑庄严。这些一厢情愿的箴语，价值并不在于实际的效用，而是具有某种象征。在我们这个国家漫长的历史里，为人君者数以百计，无不希望家传万世，却没有一个可以如愿，朱元璋亦不能例外。但他毕竟生长于乡间贫户，深知物力艰辛以及土地之于农家的珍贵，他之所以沦为行童游走四方，说来就是因为没有土地！在他看来，土地乃是万世之根本，其所具有的意义可以成为大明王朝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平均地权，建立了一个自耕农的社会。而在共产党看来，乡村土地的私有恰为王朝倾覆的原因，所以党在土地改革之后采取的第一个大规模行动，就是把自耕农的地权收归集体。

在1977年初这个寒冷的早晨，大明皇室的子孙们由自耕农而为公社社员已有近二十年，政府的官员们不断地告诉他们，只有人民公社才是他们真正的“万世根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由“万世根本”的城门之下蹒跚东去。一人名徐桂仁，一人名范云珍。徐为生产队长，范为妇女队长。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同是共产党员，其职务在旧时相当于村长，现在分别管理着全村的男女。依照党的纪律，此时他们应当在自己的家里召集党的会议，来动员农民紧跟华主席的部署，鼓起学习大寨的高潮。但现在他们径自离去，甚至对那象征着主义与权力的高音喇叭望也不望一眼。寒风之中，破衣缕缕，饥肠辘辘。他们将沿街乞讨，最终到达几百公里外的上海，那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他们就在那里浪迹街头，靠城里人的施舍度过寒冷的冬天。

人民公社社员沦为乞丐，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初期。尽管政府在公开的场合屡屡宣布乞丐为非法，但诸如此类的行为仍然在社会底层蔓延开来。党的干部从来未对公众承认过这个事实，私下里也只是把乞丐叫做“外流人员”。每年第一季度，均为农民外流的高潮。此时为农闲，可有充足的时间，在城里则有元旦和春节相接续，食物的储备及冷菜剩饭也较一年中其他时间为多，因此被乞丐们视为黄金时节。除去旧时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农，乞丐均具有社员的身份。他们一半是生产者，一半是叫花子，其总数并不稳定，可因年成的好坏或多或少，但总的趋势是生产者渐少而叫花子渐多。此种情节，凤阳党的领导每年数次报告给他们的上级，其用意在于申请救济粮款，或者表白流民的嚣张和自己制止流民的成效，这些报告所列情况，较之当日一切报纸的宣传更为可信，故择要记录：

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九千九百人，至3月18日，达到一万八千人之多，大部去南京及苏北。　。。

风起青萍末（10）

1969年3月，百分之三十七的农户以及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外流他乡，流动范围所及包括皖苏浙三省。

1970年春节，全县四千余人外流。

旧历新年本为乡下最隆重的节日，而农家仍不能回归乡里，可见其谋生手段除行乞外已别无他途。到了1974年初，形势的发展已非政府力量所能控制，某大队全部一千一百一十九人中，外流者竟有九百余人，其中行乞者十有其八，这等于是除了老弱病残不便行动的人，余者全部背井离乡，其乞食要物的范围已扩大至十三个省市。

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诸如此类的情节实在是一些不光彩的剪影，或者如政府官员所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按照当日中国政治的要旨，凡事必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透视，于是出现了1973年9月2日凤阳党的领导的一句著名的断语：农民的外流行乞，“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而煽动外流要饭的显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其罪恶用心是煽动群众对党的不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压力之下，共产党员和干部不是出于极严重的客观原因，绝不敢妄自菲薄，卷入乞丐行列。所以，直到1976年春季，凤阳县的共产党员行乞，均采取一种隐蔽或曲折的方式。比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薛其让，一边在党的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讲解华国锋的“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一边却不得不因家计的艰难而在心里做出更切实际的盘算：去年秋季的收成只给他这个书记的全家分得150公斤粮食，凭此，他一家四口人将何以度过大约半年的严冬和春荒？看来，沦为季节性乞丐是他惟一的活路，而作为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他又不得不在社员们面前保有他的形象。他身不由己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党的书记与乞丐，阳与阴，崇高与低贱。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薛其让的办法精巧而又简单，他让妻子携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而他本人则坐食全家的粮食，同时也可以身作则地动员他的社员坚守乡里。这样也就勉强地把他领导的一百三十人中的九十五人留在村中。

到了1977年初，徐、范二人走出古城的时候，事态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基层干部撕去最后一层遮羞布，不仅公然加入了乞丐的行列，而且率众出游。既然党员干部可以去做叫花子，普通百姓的仿效当在情理之中。依中国农村党政合一的权力体系，其一呼百应的效果还在其次，他们更可以用自己的权利为叫花子们的乞讨出具“证明”。在这些证明上，要饭的理由颇能动人恻隐，或者说是偶遇天灾，收不抵食；或者说是缺少劳力，家境维艰。种种理由加上党组织的红色印章，也就使原来非法的乞丐具有了合法色彩。

从客观条件上看，党的基层领导者率队行乞实在是无法避兔的。以当日农村的贫苦，农民对生产又极少诚意，任何通达富有的政府，也不能对各种底层的问题都有周密了解和实际解救办法。凤阳县的领导者也曾一意改弦更张，制止社员外流。他们与不断扩大的乞丐队伍历十几年斗争而不懈，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却始终未有所得。直到1977年2月，一些精明能干且讲究实际的官员终于懂得了，依靠伟大的精神和严厉的批判，解决不了世俗的问题。他们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来到当时乞丐最多的庄许生产队，这显然是下层官员为响应党的号召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个工作队本次下乡终于还是收起了大批判面孔，而以发放粮食的办法来阻止农民外流行乞，一度竟有奇效。可是在2月25日，工作队员们放假回城这一天，便又有十九个社员扬长而去。工作队未能制止这里农民的行乞，却终于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小村的十六户人家九十一口人，当日存粮共计九百三十三公斤，平均每人大约十公斤，而且包括了大约一半的山芋干。以农村人口的粮食结构，纵使山芋可以十足地代粮食用，也只有半月口粮，而农家则需等到6月夏粮收获之时方有新的进账。即使能够按照他们的周密设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又焉能以半月口粮度过四个月的时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风起青萍末（11）

这些情节可以证明，社员的冬闲外出和春忙回归，乃是不得不为之的谋生方式。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生命的延续，农家作了另外的一种设计：吃外面的，省家里的，回来还能带回一点。这种惨痛的生活经验后来被党的官员判为“反革命谬论”，对之大动干戈。1977年5月，凤阳把具有这种经验的全体社员集合起来交代问题，总计八百六十一人。所有人等不许交头接耳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