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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当余等来新疆之前,有一德帝分子名椿克尔,藉游历为名,并无护照,欲在和阗考古,南京及乌鲁木齐当局累电和阗阻止,而椿克尔非但不听,反恶言相向,声称:“你们以前允许英国人斯德诺(斯坦因的汉文名字)在和阗考古,为什么现在不允许德国人考古。”

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中有关特林克勒(即椿克尔)的记载还有:

1929年6月18日,在和阗道署“检阅叶城古迹调查表及椿克尔所采古物①,大抵泥塑佛像及瓦器柄之类,与余所得者相仿佛,共装陈15箱,约千余件,闻现已一半归公,一半赠送矣”。7月4日,与一位未记名的“中原人”“谈及德人古物事,闻已处分告竣,扣留3箱,多泥塑之件,若木版字画均为外人带走,又石刻模型均送与外人,反笑外人要此何用”。6月27日,“皮尔曼泽北40公里沙碛中亦有破庙,外人掘出泥塑像头,红泥白面,上有字迹,岂鼠壤坟之祠欤”。

为了做个比较,应该提到在《未完成的探险》第十五章“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之旅”行文中,特林克勒自己对私自攫获文物一事,是这样看的:

如果中国人希望把所有的文物保留在本国的话,那么不难理解反对把样品带出国的法令。然而我们得到当地当局允许进行工作,并没有正式通知我们有关挖掘的法律,而且我们已买了(或者由别人赠送了)大部分藏品。

也许这就是20年代的外国探险家的境界。但就特林克勒而言,除去强词夺理的申辩,也可以看出,这类私下掘宝,事实上从来几乎都是在买通一些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至今仍然应该汲取教训。

写到这里,我们感到庆幸的是,单枪匹马闯入塔里木“攫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它也绝不会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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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1)

小城沙雅的友人

1984年7月23日,始发于库车的长途公共汽车驶抵塔里木河北岸的沙雅县城。

走下公共汽车,脚踩着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浮沙,我一时间竟产生了茫然失措的感觉。早在半年前,我僻居于北京西郊圆明园农舍,彻夜不眠地计划着这次暑期环游塔里木的考察旅行,就决心在7月底抵达沙雅县,重点考察塔里木河中游著名渡口齐满。当我真的来到沙雅时,竟觉得好像在梦境里。

在沙雅县城,没费太大的周折我就找到了正在过暑假的沙雅县二中的老师刘增力。在此前我并不认识刘增力,只是读过他写的一篇小说《原始森林里的少女》,还通过两次信。意外相逢,我们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作为“北京来的客人”,我就暂居在刘增力家中,他刚分了一套房子,是4间,楼上楼下各两间,我借住的,是楼上的两间。我们谈着文学创作,谈着读书,谈“累”了,就下围棋,“纹枰对坐,从容谈兵”,改交谈为手谈。

第三天,刘增力自告奋勇地随我一起离开县城,去考察塔里木河。同行的有他弟弟和妹夫,我们四人骑着自行车,扛着猎枪,愉快而忘形地高唱“我不打兔子和羊,专打狐狸和狼,打猎呀,打猎我最爱好”,像一次愉快的郊游,奔向前方的“无缰野马”……

几年之后,1989年10月,我又来到沙雅县城,这次的目的地仍是塔里木河的渡口齐满。那时,刘增力已调离沙雅,我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城街巷上,不禁失声吟起“满城芳草无故人”的诗句。

在一个临街的窗子里,有一对年轻人在下围棋。他们告诉我:沙雅下围棋的,都知道二中有个刘老师下得好。

这次我不是只身一人来的,我还领来了一个瑞典电视摄制组,任务是拍摄一部纪念斯文·赫定西域探险的电视片。其中有一段,是在齐满的塔里木河渡船上采访我的场面。一年以后,电视片《斯文·赫定走过的路》在瑞典电视一台播出了,此后又先后在欧美一些国家的电视台播出。

在第一次来沙雅时,刘增力就问过:杨老师,你在北京工作,怎么想到要来沙雅的齐满看看的?

直接的原因很简单:我正在写一部以保护新疆生态平衡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曾以沙雅齐满为大本营,作了塔里木胡杨调查研究,并由著名植物学家秦仁昌写了题作《关于胡杨林与灰杨林的一些问题》的重要论文,所以,我要在二三十年之后,以齐满今貌作个对照。

而潜在的、感情上的原因,则很难于用几句话对一个刚结识的新朋友讲得清楚。

黄文弼的路

黄文弼先生是我自幼就熟知的西域考古学家,我长期以黄文弼后继者自视。

此前我们提到过,斯坦因为超越斯文·赫定,选择了更具挑战性的自北向南横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走向,即从漠北沙雅直切向漠南于阗绿洲。而中国学者黄文弼,不但在二三十年代之际几乎踏查遍了环绕塔里木盆地的古迹,而且,他还曾于1929年春天,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以远远不足以与斯坦因相比的设备与物资基础,果敢地从沙雅向南,走进了“进去出不来”的无边沙海。他在沙雅南行的出发点、支撑点,即是塔里木河古老的津渡齐满。实地考察齐满,寻访先行者的足迹,是我倾心已久的一大愿望。

早在此前一千多年,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就曾由塔里木河直穿大漠,抵达于阗(即今和田市)。《法显传》概括此行,说:“行程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阗。”而在法显西行的5世纪,塔克拉玛干沙漠并非像今天那样广袤、荒凉,克里雅河几乎已能拥抱塔里木河,而大漠腹地喀拉墩等地,还是人类的“桃花源”。到黄文弼横穿大漠时,条件已恶劣无比。他先在沙雅县境,对塔里木河南岸广大荒漠作了踏查,一再发现沙中的干河、古道,最后,以一个月零6天的时间,终于大致沿和阗河抵达了和阗。其中“在荒寂无人的大沙漠中计行一月零三日,辛苦备至”。与高僧法显的“在道一月五日”,“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恰好可以做对照。 。 想看书来

七、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在和阗的工作(2)

在横穿沙漠时,黄文弼得出“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好走的,又是难走的”这一结论,并预期能第二次穿越它,这第二次将是自西南到东北,“拟走一斜行道”。面对沙漠死界的挑战,居然冷静从容以待之,颇见探险家、考古学家的胸襟、气度。此行一开始,他是先自塔里木河南岸向上游攀升,然后沿时有水、时干涸的和阗河,抵达玛札塔格。黄文弼是第一个考察玛札塔格及其戍堡的中国学者。

在这次行程中,黄文弼始终关注古代沙漠、河道的变迁,这是前人从未着意的。他在行程中写的日记,是与此有关的重要资料。

在和阗,黄文弼又作了大约一个月的重点调查,其中包括达莫沟、阿克斯皮力、买力克阿瓦提、约特干,并沿克里雅河寻访了喀拉墩古城。有关成果,都已写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安博特历险记

黄文弼此行是作为中瑞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古学家身份,专门从事考古发掘与调查的。而一个晚些时候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科学家尼尔斯·安博特,也于30年代初期,在和阗作过学术调查。

安博特进入塔里木盆地时,南疆已处于战乱当中,马仲英打进南疆后,又受挫于喀什城下,而和阗一度脱离省府而“独立”。安博特曾在后藏的阿里地区作天体物理学考察,但到1933年初夏,与设在北平(即今北京市)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及团长斯文·赫定失去了联系。

经过几个月的寻找,情况越来越不妙,赫定派瑞典籍团员那林(著名地质学家)去新疆寻找安博特。那林出发时,向赫定借了一只金戒指,那是1926年12月,后藏法王班禅额尔德尼送给赫定的礼物。他们都希望这只戒指会带来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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