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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1页）

的信心，使他们对国家前途具有一种惊人的信念。

希特勒正在清算过去，清算过去的一切挫折和失望。我们以后将详细地看到，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而且迅速地使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使胜利的协约国陷于狼狈的境地，并且使德国在军事上重新强大起来。这正是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愿意作出这位领袖要求他们做出的牺牲：丧失个人自由，斯巴达式的饮食（“大炮先于牛油”）和艰苦的工作。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大体上解决，差不多人人都又有了工作。

*　人们可以听到被剥夺了工会权利的工人们对着装着丰盛午＇232＇　餐的饭盒子，一边吃着一边开玩笑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再有挨饿的自由。

“Ｇｅｍｅｉｎｎｕｔｚ　Ｖｏｒ　Ｅｉｇｅｎｎｕｔｚｔ！”（“先公后私！”）是那时候纳粹的一个流行口号，虽然有许多党的领袖，尤其是戈林，正在秘密地营私肥己，而且企业的利润也正在增长，但是，群众无疑已被表面上把社会福利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所笼络住了。

把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社会以外的种族法律，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是一种惊人的倒退到原始时代的做法，但是，既然纳粹的种族理论把德国人捧成是社会中坚和主宰种族，这些法律绝不是不得人心的。有时遇到很少数德国人——前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自由主义者，或者是出身旧保守阶级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感到嫌恶甚至反对，虽然他们曾帮忙减轻了一些个别的犹太人的困难，但是在挽回狂澜方面却没有出什么力。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常会这样问你，而这却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德国人从受过检查的报刊和广播中含糊地听到一些国外的强烈反感，但是他们发现，这并不妨碍外国人大批地到第三帝国来，而且看来仍然对它的款待感到满意。因为纳粹德国，远较苏俄为大方，是听任全世界来观察的。*　游览事业生意兴隆，收进了大量亟需的外汇。纳粹领袖们似乎是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多么反纳粹，可以到德国来观察和研究他所希望了解的情况——只有集中营和军事设施除外，后者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许多人都来观光。而许多人在回去时，如果说没有改变信仰，至少已变得能够容忍“新德国”了，相信他们看到了他们所说的“肯定的成就”。甚至像劳合·乔治那样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他曾经领导英国在1918年战胜德国，并且在那一年用“吊死德皇”的口号参加竟选，如今也可以在1936年到上萨尔斯堡访问希特勒。他在离别时带回去对这位元首大为倾倒的印象，并且公开称赞这位元首是“一个伟人”，有眼光有决心解决现代国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而这是英国仍在溃烂的一个创伤，在这个问题上，这位伟大的战时自由党领袖和他的《我们可以征服失业》的纲领在国内都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兴趣。

1936年8　月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使纳粹党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让全世界对第三帝国的成就留下印象，而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

“Ｊｕｄｅｎ　ｕｎｅｒｗｕｎｓｃｈｔ”（“犹太人恕不招＇233＇　待”）的牌子悄悄地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全国都装出最规矩的态度。以前任何运动会都没有过那么出色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过那么不惜工本的款待。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宴会——这位宣传部长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举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会，招待了1000多位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们说，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然而，在这种外表的下面，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些兴高采烈的夏末日子里，为游客们所看不到的，而且确实为大多数德国人所忽视或者以一种令人惊奇的默默服从的态度来接受的，似乎存在着德国生活的退化过程，至少在一个外国人看来是如此。

当然，关于希特勒所颁布的对付犹太人的法律，或者关于政府所发起的对这些不幸的人的迫害，是没有什么隐瞒的。所谓1935年9　月15日的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籍，使他们沦为“属民”的地位。这个法律还禁止犹太人和亚利安人通婚，禁止他们有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并且禁止犹太人雇用35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仆。在以后几年里，补充纽伦堡法律的大约13项法令，使犹太人遭到完全的取缔。但是到1936年夏天，也就是德国充当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使西方游客们十分惬意的时候，犹太人由于法律或者纳粹的恐怖手段——后者往往先于前者——而不能得到公私就业机会已到了至少其中有一半人生计无着的程度。在第三帝国的第一年即1933年，他们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官职务，不得在新闻界、广播业、农业、教育界、戏剧界、电影界工作；1934年他们被撵出交易所，虽然直到1938年才颁布禁令，不准他们当律师，从事医药业和商业，但是，实际上在纳粹统治头4　年结束以前，他们就从这些行业中被排除出来了。

此外，他们不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得不到日用必需品。在许多地方，犹太人要买食物都感到困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在副食杂货铺、肉铺、面包铺和牛奶站的门上，挂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许多地方，犹太人甚至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购买牛奶。药房不卖药给他们。旅馆不让他们投宿。常常是，不论他们到哪里，总有“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行负责”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维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驾驶！急转弯！犹太人每小时75英里！”这就是大约在德国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犹太人所处的困境。而这不过是一条很快就会导致他们遭到屠杀灭种的道路的开端。

对基督教会的迫害

纳粹对基督教会的战争开始得较为温和。希特勒名义上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曾在《我的奋斗》中痛骂天主教过问政治，并且因两个基督教会条要求给予“国内一切宗教派别的自由，只要它们对？？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1933年3　月23日国会把自己的作为立法机构的职权让给这位独裁者那天，希特勒对这个德国立法机构发表讲演，赞扬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答应尊重这些信仰的权利，宣称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而且说“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最后这一句话显然是为了要获得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结果如愿以偿。

过了差不多4　个月不到，在7　月20日，纳粹政府和梵蒂冈签订了一个契约，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该教会“管理它自己事务”的权利。这个协定由巴本代表德国，由当时的罗马教皇国务大臣巴西利主教，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代表罗马教廷签署。这个契约墨汁未干，就被纳粹政府破坏了。

但是，由于这个契约签订的时候正是这个新政权在德国的初期放肆行为引起全世界强烈反感的时候，它无疑使希特勒政府获得了非常需要的威望。*7月25比也就是批准这个契约后5　天，德国政府颁布了一＇235＇　个净化法令，特别使天主教会感到愤怒。5　天后，开始采取了步骤来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在以后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是由于“不道德”或者“外币走私”等等捏造出来的罪名而被捕的。我们已经谈到，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斯纳是在1934年6　月30日的清洗中被杀害的。数十种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甚至忏悔室的神圣性也遭到秘密警察人员的破坏。德国天主教的各级教士，像大多数基督新教牧师一样，起先曾力图和新政权合作，但是到了1937年春天，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在1937年3　月14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出了一个通谕《Ｍｉｔ　ＢｒｅｎｎｅｎｄｅｒＳｏｒｇｅ》（《痛心已极》），指责纳粹政府“规避”和“破坏”契约，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的莠草，播种公开和秘密的根本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会的莠草”。这位罗马教皇在“德国的天际”

看到了“摧残性宗教战争的险恶乌云？？这种战争除了？？灭绝人类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马丁·涅穆勒牧师曾亲自欢迎纳粹在1933年当政。这一年他的自传《从潜艇到教坛》（《Ｆｒｏｍ　Ｕ…　Ｂｏａｔ　ｔｏ　Ｐｕｌｐｉｔ》）已经出版。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艇长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新教牧师的故事，受到纳粹报刊的青睐，得到了特别的颂扬，成为一本畅销书。涅穆勒牧师像许多新教牧师一样，认为共和国的十四年是“黑暗的年代”。在他的自传的结尾，他以一种满意的口气说，纳粹的革命终于胜利，它带来了他自己曾经为之奋斗已久的“民族复兴”。他的奋斗有一个时期是在自由团中进行的，许多纳粹领袖都是该团出身。

他很快就尝到了幻想破灭的可怕滋味。

德国的新教徒，像在美国的一样，分成许多教派。只有极少数——4500万新教徒中的约15万人——属于浸礼教会和监理教会之类的各种独立教会。其余的人都属于28个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的教会，其中最大的是老普鲁士联盟教会，共有1800万教徒。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新教徒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其中较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在1932年组织了“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它的最狂热的领袖是一个叫做路德维希·缪勒的东普鲁士军区随军牧师。他是希特勒的虔诚信徒，当初就是他从中拉纤，促成元首在冯·勃洛姆堡将军担任该军区司令的时候和后者相会的。“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

热烈拥护纳粹的种族学说和领袖原则，并且要把它们运用在一个全国性的教会中，这一教会将把全部基督教新教徒都吸收进来，成为一个全面组织。1933年，“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总数17000　名牧师中拥有约3000名，虽然他们在＇236＇一般信徒中的会员所占比例大概要大一些。

跟它对立的是另一个少数派集团，自称为“明认信仰教会”。这个教会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牧师，后来由涅穆勒担任领导。这个教会反对使新教教会纳粹化，不接受纳粹的种族理论，并指斥罗森堡和其他纳粹领袖的反基督教主张。大多数新教徒则介于二者之间，他们似乎很胆小，不敢参加这两个敌对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采取骑墙态度，大多数人最后终于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怀抱，承认他有权干预教会事务，服从他的命令而没有公开反对的表示。

除非人们知道德国新教徒的历史和马丁·路德的影响，否则是不容易了解大多数德国新教徒在纳粹执政初期的行为的。*　这位基督教新教派的伟大创立者，是一个热烈的反犹主义者，相信绝对服从政治权威。他希望德国清除掉犹太人，他主张在把他们打发走时没收掉他们的“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还要“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棚子里或马厩里，像吉普赛人那样？？处于痛苦和监禁中，因为他们不断向上帝哭诉我们的不好”——这种主张在4　个世纪后被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不折不扣地加以奉行了。1525年的农民暴动也许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人民起义，在这次暴动中，路德劝告王公们采取最残酷无情的措施来对付这些“疯狗”——这是他对这些铤而走险的、被蹂躏的农民的称呼。在这里，像他关于犹太人的言论一样，路德使用了直到纳粹当政时为止德国历史上没有可与相比的粗暴野蛮的言语。这位巨人的影响在德国世代流传，特别是在新教徒中间。他还留下了另外一些后果，其中一个是，从16世纪起直到1918年王公贵族们被推翻时为止，德国基督教新教派轻易地成为专制主义的工具，世袭的国君和小邦诸侯们成了他们领域里的新教教会的最高主教。例如在普鲁士，霍亨佐伦国王是教会的首脑。除了沙皇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教士们在传统上是那么完全屈从于国家的政治权威的。教士们差不多毫无例外地一致支持国王、容克地主和军队，在19世纪时他们竭尽本分地反对自由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在大多数新教牧师看来，甚至魏玛共和国也是该诅咒的，不仅因为魏玛共和国废黜了国王和诸侯，而且因为它的主要支持来自天主教徒和＇237＇　社会党人。在国会选举期间，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新教牧师们——其中涅穆勒是个典型——相当公开地支持共和国的敌人民族党甚至纳粹党分子。像涅穆勒一样，大多数牧师对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崛起当总理表示欢迎。

他们很快就领教了希特勒获得政权所依靠的纳粹暴力手段。1933年7　月，新教教会的代表们拟就了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教会”的组织法，7　月14日得到了国会的正式认可。在选举第一任全国主教问题上立即发生了一场热烈竞争。希特勒坚持要让他的朋友随军牧师缪勒获得这个最高位置，在这以前希特勒已委任他为本人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教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则提出了著名的牧师弗雷德里希·冯·包得尔许温。但是他们未免太天真了。纳粹政府出来干预，解散了若干地方教会组织，把新教教会的几个主要的德高望重的牧师停职，纵容冲锋队和秘密警察来对付不听话的牧师——事实上，对所有支持包得尔许温的人进行威吓。全国主教将由教议会选出，在选举教议会的代表前夕，希特勒亲自发表广播演说，“敦促”选举“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的代表，而缪勒就是他们的候选人。这种威胁很有效果。同时包得尔许温已被迫退出竞选，“选举”结果是大多数“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

的代表当选，他们于9　月间在维登堡——路德就是在这里首先公开反抗罗马的——教议会上选举了缪勒为全国主教。

但是这位教会新头子是一个不中用的人，没有能力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或者把新教的会众完全纳粹化。在1933年11月13日，也就是德国人民在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中以压倒的多数支持希特勒的第二天，“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柏林的体育馆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这个教派的柏林教区领袖莱因哈特·克劳斯博士建议舍弃旧约全书“和它的牲畜贩子和拉皮条者的故事”，修订新约全书，使耶稣的教导“完全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

会上拟订了不少决议，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要求全部牧师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坚持所有教会都实行亚利安化而排除改宗的犹太人。甚至对那些不肯参加教会战争的胆小的新教徒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