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戴维?D.
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 年》,研究
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
中国东北,1911—1928 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研究的不只是最
有势力的北方军阀,还有日本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
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
值。外交部档案 FO228,包括 1834 至 1930 年的领事通信。FO371,包括 1906
至 1932 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
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
1910 至 1929 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 227 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
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
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H.乌叶赫拉编的《日
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1868—1945 年;1949—1951 年为国会图书
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
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1868—1945 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
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 年:1927 年北京搜捕
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
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C.
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 年。章有
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 1912 年到 1927
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
这种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
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
写的,构成了 6 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用当时的地名,
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7 思想变化,1895—1920 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是主要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以及他们当中
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各个人物和他们发表的著作目录的
简短英语记载来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5 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谭嗣同死得早,因而收入了恒慕义编的《清
代名人传略》。最令人发生兴趣、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