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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部分（第5页）

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

③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173　页。

①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　477　页。

②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362　页。

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

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

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

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

他们参加政府；考察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３　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

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他

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１９３２　年，为了争取企

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

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

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

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卸

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

经验而得到加强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１９３０　年以后，在从

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

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

从革命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它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

例如　１９３０　至　１９３６　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他急于

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而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①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中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

口号下宣扬由国家来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

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之一。在他们的惩戒

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

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②

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把它当作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是十分

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对金钱的贪欲，裙

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