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逸仙在 1922 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
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
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
100 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
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
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 1923 年达到 900
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
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
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
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
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
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 年,商人和经纪人
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 年末商团
有 13000 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 30 余人。②这一
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 年 6 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
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
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
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
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
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
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
①(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 年 12 月 12 日),第 365 页。
②《北华捷报》,1924 年 1 月 5 日,第 1 页。并参阅本书第 11 章。
①《南华早报》,1923 年 7 月 24 日。
②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49—264 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 11 月 24 日,第 534—535
页;1923 年 12 月 22 日,第 130 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 11 章。
③《密勒氏评论报》,1924 年 6 月 21 日,第 82 页。
广东商人在 1924 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
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
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 1923 至 1924 年间迅
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
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
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 1924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
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 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