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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我知道考大学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可是，当我一切准备就绪，准备报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后来贺玉问我：“我不明白，你在银行工作挺好的，我们又那么相爱，你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呢？”
我却说了一句：“爱情代替不了事业。”
直到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爱情是生命之根，事业是生命之土壤。没有土壤根就会枯萎和死亡。一个人绝不能因为有了爱情就放弃一切。爱情只是一个炽热的短暂，不管双方爱得多么热烈，多么如火如荼，最终它总会走向平静。如果因为爱情而失去自我，那最后失去的不仅仅是爱情……爱情是一个平衡学，它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的综合平衡，如果一方打破了平衡，那么距离分手已经不远了。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活得充实。
我本以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的，第二年可以再考，没想到“第二年”却变得遥遥无期。
就这样，我的大学梦永远留在了那个矮小、破旧的茅草屋里，留在了杏林河边的几棵白杨树下……
死神在女儿的哭声中放过了我无情的岁月，新房变成了地狱。在冰窖般的小屋里，地狱之门一次次向我和刚出世的女儿敞开。面对冰冷的世界，我发出“为了他和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的呐喊！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六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我像许多人一样，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认真地聆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造反团上街游行，刻钢板，印小报……至今家里还保存着两大本那个时期的小报呢。
这期间，我干了一件最愚蠢、最对不住父亲的事……
有一天，我得知跟我同时分配来的四名运动员早都转干了，有的还加入了共青团，唯独剩我自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转干，一直是工人编制。我很生气，回家就责问父亲：“爸，你去当兵干啥？害得人家连干都转不了！”
父亲一声没吭，只是微微抖着下巴，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母亲急忙把我拽出去，悄声嗔怪我：“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爸刚被批斗回来，脖子上挂牌子的印还没消呢！”接着，母亲第一次对我讲起父亲被抓去当兵的经过……
母亲说：“为了那点破事，你爸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
听到父亲的遭遇，我觉得不该这样对待父亲，急忙进屋向他道歉：“爸，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爸，别生气了，噢……”可是，无论我怎么哄他父亲始终没说一句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糊涂了。
先是贺玉在体委第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邓拓”，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体工队的墙壁，也贴满了我迷惘的心。对贺玉揭发最多的，正是教过我和贺玉的那位教练……
接下来，世界变得越来越荒唐，越来越不可思议了。
再后来，我和贺玉参加的“8·25”派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司令部被摧垮。我所在的佳东办事处，所有参加“8·25”派的全部退出，最后只剩下我自己……
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越来越困惑、越来越迷茫了。于是，我们在困惑、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决定结婚吧。当时贺玉已经在体校当教练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七节
1967年9月9日，星期六。
下班后，我回家吃了一碗母亲做的荷包面，告别了父母，踏着刚刚下过小雨有些湿漉漉的马路，骑着自行车一个人向新房走去……
此刻，我并不知道三姐在北京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时刻……
几天前，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打来电报，让三姐立刻去北京。三姐以为姐夫病了，带着两个女儿匆匆赶往北京，可是到了北京，三姐却被搀进了太平间……而我得知这一切，已经是数十天之后了。
出来迎接我的，只有刚清扫完屋子、两手沾满灰尘的贺玉……
贺玉向体委借了一间闲置多年的旧体育馆耳房，自己间隔出一间小屋，就成了我们的新房。
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一个祝福，没有添加一件新衣，只有我和他，在幽幽的灯光下，坐在哥嫂送给我们的唯一一张小桌前，举起了两杯红葡萄酒……
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爱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世界，任何附加条件都是皮毛的，唯有感情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没有爱情，即使住进金屋，天天吃山珍海味，又有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相恋了五个春秋，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但是，当贺玉把我抱到木板搭成的新婚床上，我却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似的，“哇”一声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