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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第二天早晨,雪下得很大。

母亲的脸划破了怕冻,父亲让二姐跟他上山去锯木头。二姐不愿去,磨磨蹭蹭地不肯动身。父亲气急败坏地骂她:“败家的孩子,一点不懂事,再不上山拉木头就该烧大腿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撒尿,看着父亲拽着二姐趔趔趄趄地向后山奔去。忽然,我看到从二姐的棉裤腿里掉下来一个布袋,就急忙拎着裤子捡起布袋去追二姐,二姐接过布袋对我使了个眼色,悄声叮嘱我:“听着点

儿……”

我知道二姐指的是什么。

去年秋天一个美丽的黄昏,二姐带着我正在包米地里掰包米,忽然从山路上传来一阵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们山沟里从未来过货郎子,也从未听见过拨浪鼓声。二姐扔下包米,拉着我就向拨浪鼓声跑去……

只见一个长得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装有针头线脑的两只木箱子,笑眯眯地望着二姐,问她:“你想要点什么?”

很少见到生人的二姐羞答答地摇摇头,眼睛却盯着木箱子里的几根红绒绳……

小伙子从箱子里拿出两根红绒绳,往二姐的两条小辫上比了比,说:“你长得真好看,扎上红绒绳就更好看了。”

二姐穿着母亲给做的小花袄,袅袅婷婷地站在那儿,夕阳照在她红扑扑的瓜子脸上,眼睛显得又黑又亮,小嘴红嘟嘟的像刚吃过桑葚似的,好看极了。

我说:“二姐,真的,你扎上红绒绳更好看了!”

“别瞎说,咱哪有钱哪?”二姐小声嗔怪我。那时候能有两根红绒绳扎小辫,比现在买一条金项链都奢侈。

小伙子笑了,说:“不要钱,送给你了。”

“那我拔点儿花生给你带着!”二姐说完,拉着我就往花生地里跑去。

我和二姐拔了一堆花生塞到小伙子的货箱子底下。临走,小伙子对二姐说:“下次再来,我给你带来两条红绸子,你扎上红绸子比扎红绒绳更好看!”

二姐冲小伙子羞怯地笑了笑。

我和二姐站在山坡上,望着小伙子挑着货箱子的身影消失在山道上,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二姐这才拉着我向包米地里跑去。

路上,二姐叮嘱我:“不许告诉咱妈咱爸!”

我说:“二姐,你今天可好看了!”

二姐却说:“别瞎说,大姐才好看呢!”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二十九节(2)

写到我的三个姐姐,我心里很是酸楚。小时候,三个姐姐在一起总是“嘻嘻哈哈”地你说我好看,我说你好看,却没一个说我好看。一是我还小,二是她们长得一个赛一个漂亮。为这事,我撅着嘴巴问母亲:“妈,为啥她们长得都比人家好看哪?”

母亲安慰我:“别着急,咱老多咕长大了也能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可惜,哥哥姐姐的命运都很坎坷,一辈子过得都不称心。大姐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她在沈阳街头卖冰棍,人们都叫她“冰棍明星”,都愿意买她的冰棍。大姐夫虽然长得丑点,但人品很好,可惜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了漫漫人生。三姐只念了小学二年级,搬到佳木斯以后,十五岁的她不好意思跟矮半头的孩子一起上课,只好辍学当了学徒工。三姐夫虽是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三十岁就去世了。哥哥在铁岭读了几年书,但嫂子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哥哥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全家的生活一直很拮据。而且,两个侄子都是意外去世的。最惨的要属二姐,她只活了二十四岁。

从那以后,二姐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可是,再也没有听到那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所以,她每次出去干活总会叮嘱我一句:“听着点儿。”

那天,我从雪地里捡起布袋还给二姐,却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掉布袋的雪地上也被血染红了。我吓坏了,急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二姐那天来月经了,布袋子里装的是小灰,晚上从山上回来,经血把二姐的棉裤都洇透了。

母亲说,那时候女人来月经哪有什么卫生纸,都用破布缝个布袋装些小灰来接经血,下地干活,装着小灰的布袋经常把大腿里磨破。

二姐跟父亲在山上锯了一天木头。傍晚回来,整个人都变成了冰溜子,全身挂满了白亮亮的霜雪。

不知在山上锯木头受了风寒,还是出汗着凉坐病了,第二天早晨,二姐的双腿忽然不好使了,下不了地,腰疼得像折了似的。

母亲给二姐拔火罐,熬草药,折腾好多天总算能下地了,可是二姐的脊梁上却鼓起一个小包,而且越长越大。二姐经常偷偷地哭,她哭我也跟着哭。

我和二姐的感情最深,大姐出嫁早,三姐年龄小,是二姐把我带大的。她经常背着我上山摘樱桃、采桑葚、捡山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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