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美国社会的治理模式开始向干预型、福利型转变,这种转变反过来又导致了一个强大
行政权力的扩大。
最后,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还是现代社会运转方式“理性化”的后果。现代社会生活日
益复杂化,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行政部门,灵敏的反馈机制,和越来越专业的管理知识。行政
部门的提案,越来越成为国会议案的源泉。通过控制提案的内容,设定国会的议程,总统带
领的行政部门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立法者”,更不用说行政部门在“执行”法案时,往往自
由诠释法案,从而也实现立法的功能了。这一点,和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公司里,CEO 的地
位不断上升是一个道理。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社会有理由对总统权力的进一步扩张表示警觉。历史学家
Arthur
Schlesinger 在尼克松当政期间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叫《帝王总统》,声称美国的总
统已经从“宪政总统”变成了“帝王总统”。然而,也正是因为“神经质”的社会各界及早
地启动了预警机制,导致了国会在尼克松时代及之后采取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1972 年的
“呈堂法案”,1973 年国会通过“战争权力决议”,1974 年的“国会预算和资金扣押
法案”,分别从外交、战争、财政各个方面钳制了总统权力,增强国会的地位。
许多人认为,小布什是自尼克松以来最“猖獗”的总统,直接传承了尼克松的“帝王总统”
风格。这不仅仅体现在他屡次绕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推行他所主张的政策,更体现在,即使
他按照法律程序推动其政策时,国会和司法部门在小布什政权面前软弱无力,从而从内部驻
空三权分立这个理念,破坏美国宪法的精髓。按照戈尔的说法,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几乎都
成了布什政策的橡皮图章,而司法部门也被保守派占据。然而,情况可能并不象戈尔说得那
么不堪。事实上,在小布什的紧逼之下,美国政治、社会各界的预警机制又启动了。国会开
始反击,它开始要求政府对关塔那摩的关押犯情况定期汇报,驳回了布什要求无条件无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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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爱国法案》的请求,并对窃听案中的政府角色,表示了强烈的质疑。法院也通过几个
案例,成功地为关塔那摩在押犯的人身保护权划定了一个界限。媒体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
《纽约时报》不顾白宫劝阻报道窃听案,本身就是媒体声音的一个胜利。至于社会团体,已
经有两个团体,美国自由联盟和宪政权力中心,分别在底特律和曼哈顿,开始起诉国家安全
处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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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让臣下,臣可以不下
众所周知,自从
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曝光以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丑闻都会被加
上“门”字,比如伊朗门、白水门、卡特里娜门、佛利门、普莱姆门……等等。最近,在这个
长长的
“门”名单里,又多了一“扇”门:律师门。
事情是这样的:2006年
12月,美国司法部在白宫的批准下,突然以“工作表现不佳”为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