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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部分（第2页）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

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