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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2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Polit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