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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部分（第3页）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