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_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