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