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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2页）

问：谁的信？

答：还不是信，就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我知道的……

弄了半天，张重一是从“咱们政府的公报”上知道王光美是“特务”的！这真弄得专案组哭笑不得！在张重一临死之际，专案组对他进行的最后一次审问，记录如下；

问：你交代王光美搞过什么特务活动？

张：我希望把这问题给我一个机会。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问：你在捣乱，失败，直到灭亡啊！

张：我没想这个问题。

问：你为什么不交代？你与人民顽抗到底吗！——王光

美是什么人？

答：她是个共产党员。

问：你又在向党进攻！

张重一硬是被专案组所逼死，专案组居然宣称，从张重一的口中，“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专案组的成员们，其实也明白，从杨承柞、张重一那里，得到的只是逼、供、信所制造出来的伪证。他们不能不这么逼，不能不这么乱编，那是因为在一个来月前，曾受到江青的严厉的批评。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肖孟回忆道：

“江青说，今天晚上你们专案组就要写一个逮捕王的报告，明天早晨把这个报告交给我。康生说，王光美的特务问题可以定了，逮捕王的报告要很快搞出来。当时我和专案组的同志都感到这个布置很突然，因为没有确凿的材料证明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调查工作没有进行。专案组连夜突击拼凑了一个报告，送上去后，江青在报告的第一页上划了一个大‘×’，并批上‘报告搞的不好，退回专案组。’专案组看到退回的报告，知道江青生气了，决定由我拿上报告去问康生究竟怎么办？康生看后，他说你们写的这个报告根本不能用，你们没有体会我和江青同志的意思，不能说明问题。他说算了，报告由我亲自来写好了。事后我看到康生九月八日写的逮捕王光美的报告，给王光美加上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日本和蒋匪特务’。在这个报告上有江青的签名。由此可见，迫害、逮捕王光美同志，完全是江青、康生亲自预谋，一手策划的。”

原来，江青的目的是要把王光美打成“美、日、蒋”三料特务！她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要专案组去求证！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柞，逼问张重一。

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也被捕了。王光美一九四六年到军调部任中共方面翻译，是崔月犁介绍的。崔月犁根本不认识杨承柞。专案组拿来杨承柞的照片，背面写着“杨承柞”，叫他“认识”。“认识”之后，硬是要把崔月犁打成杨承柞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