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答曰:“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
红卫兵逼着要彭德怀写,彭德怀无奈,只得提起笔来。他,干脆写了一封给姚文元的信:
“姚:读三日人民日报《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大作后,红卫兵要我表态。……如果照这样宣传有益,就这样宣传吧。如果需要更实事求是一些,我可以供给一些材料。”
一连两个“如果”,彭德怀反话正说,挖苦了这位《评〈海瑞罢官〉》的“大左派”!
江青日益得势,彭德怀的日于越来越不好过。
江青通过那个“戚大帅”,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给北航“红旗”的韩爱晶下达了“战斗任务”:
“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七月十八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作了一番“战斗动员”:
“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领,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双脚。”
对彭德怀的批斗立即升级了。这升级,是升到了拳打脚踢的“级别”!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的《监护情况》如下:
“自十九日参加批斗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来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
“今天(二十日)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经受这样的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这位昔日威震疆场的彭大将军,在一九七三年春末患直肠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德怀含恨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六岁。
如果不是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把海瑞等同于彭德怀,如果不是“文革”,彭德怀不至于死得那么凄惨……
施毒计离间刘少奇家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
“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刘少奇!
这时,刘少奇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姚文元不过是“中央文革”组员。
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未点名公开攻击刘少奇!
这段匆匆加上的话,是为了配合正在北京掀起的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恶风浊浪。
那是在十多天前——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了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暗示道:“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二十一岁的蒯大富,本是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不仅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而且成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人称“红三司”)的“司令”,得了“蒯司令”之称。
张春桥口中几句话,到了“蒯司令”那里变成了一阵狂风。人称“红三司”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十二月十五日,首都首次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巨幅标语。“红三司”到处在张贴大字报,呼喊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正在这时,姚文元赶紧加上那长注。姚文元的文章出现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富有“权威性”,一下子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提高了十倍、百倍……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哼哈二将。在一片倒刘声中,江青出马了,来到了清华园。那是一九六六年岁末。在那里,江青发表煽动性讲话:“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他的处理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是怕老百姓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得一步一步来。”
江青选中清华大学讲这番话,张春桥找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密谈,内中有一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原本是刘少奇的“点”!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刘少奇、王光美看中清华大学,是因为刘少奇的第四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