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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2页）

除了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

紧接着便宣布：对夏其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那个陌生的军人站了起来，押着夏其言往外走。一辆汽车早已在门外“恭候”。

当汽车在海滨公路上急驰的时候，“五？七”干校刷出了大字标语，每一个字比斗还大：“坚决拥护工宣队团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离审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顿时，在这所干校劳动的、属于出版系统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们注视的中心。

在汽车上，那军人紧紧地坐在夏其言身边，用冷冷的目光监视着。

望着那军人的脸，夏其言记起来了：一个多月前，坐着乌亮的小轿车，从上海专程来干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此人反复盘问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调，是怎么回事？外调人员是哪儿来的？问了些什么问题，你怎么答复的？

夏其言经过回忆，作了如实的答复：

那次外调，是通过上海市委组织部，按正式的组织手续，凭组织介绍信来的，找他了解唐纳的情况。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当然应当向按照组织手续前来外调的人员如实反映情况——来者是公安部门干部。

外调者详细询问了唐纳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调者特别问及：“唐纳结了几次婚？”

“据我所知，唐纳结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结婚在上海，妻子是电影演员蓝苹，证婚人是沈钧儒……”

根据外调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给公安部门写了一份关于唐纳情况的书面材料……

这时，那个军人从包里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认：“这是不是你写的？”

一看自己的笔迹，夏其言当即点头道：“是我写的。”

军人坐着小轿车扬长而去。

夏其言并没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临，当作一回事，以为是又一次来外调唐纳而已。

汽车渡过黄浦江之后，在宽阔的沪阂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区就要到了，汽车却突然向左拐弯，驶入漕河径镇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关押“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员”包括陈丕显、曹获秋、赵丹、白杨、贺绿汀、闻捷……

夏其言“享受”着单独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属于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号“三二一”。

经过审讯，他才终于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调材料中提及唐纳的第一个妻子是蓝苹，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纳跟蓝苹结婚，即所谓“六和塔下三对”中的一对，是上海当时各报都登的新闻，“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么成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辩解，遭到恶狠狠的训斥：“你现在还在炮打，胆于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来被标榜为“史无前例”。正因为“史无前例”，富有“创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个查遍世界各国法律都没有的“罪名”，曰：“扩散罪”！

为了这亘古未有的“扩散罪”，夏其言被关押于监狱达十七个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释放，押到干校劳动。党支部向他宣布：“留党察看两年，工资降五级！”

一九七三年七月，经过张春桥亲笔批阅，经过上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鉴于夏其言错误严重，应予清除出党”！

就这样，一生清白的老党员夏其言，仅仅说了唐纳的妻子是蓝苹，被“清除出党”！

其实，真正的潜台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夏其言是蓝苹丑史的目击者、知情人，借“扩散罪”之名，囚于囹圄，去除党籍，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在赴“五？七”干校途中，汽车翻车，四个轮子朝天，邻座的女同志当即死于非命，他却安然无事。

过了半个月，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十月革命”的万众欢腾的场面，终于见到蓝苹成了阶下囚！

一九八六年盛暑，当我拜访夏老的时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着助听器，居然还天天忙于工作。

他感慨万分地说：“中国有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历大难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尽我的菲薄之力，为党的新闻事业添砖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党籍也早已恢复。他的老伴也是党员。噩梦过去，老夫老妻笑逐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