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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2页）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据王力回忆：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医院。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此是后话。

毛泽东坐镇杭州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榨、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抗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召见。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面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①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六月一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