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部分（第3页）

他过度的敏感，过分的慎微，天长日久，他竞产生幻觉、幻听。他常常觉得母亲在耳边亲切呼唤他，待他答允了一声，母亲忽地消失，不知去向。他又觉是有人朝他走来，可是，始终站在他的前面原地踏步，总是跟他保持一段距离。他一伸手，幻影倏然而逝，无从寻觅。

他明白，他的神经开始错乱了。为了打破过度的寂寞，他开始背《实践论》，一句一句地背，希望把注意力转移到背书上。可是，毕竟无法终日背书。放下书来，那种可怕的孤寂感，又袭上心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

一次又一次提审他。他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他被调往藏书楼，管理报刊成了他的工作。人家要借什么，他按照借书单，把报刊借给读者。仅仅如此而已。可是，当那些读者成了“炮手”，专案组一查借书单，是经他的手借出去的，就把他押进了隔离室。因为提供“炮打”材料也是“炮打”！然而，他，能坦白什么？能交代什么？

他无法交代，便被认为态度顽固，受到斥骂。仿佛只有他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分子”，这才是“老实”，这才是“坦白”。

他发高烧，额头滚烫，不得不上医院。可是，在医院里他的后边一直有两个看守紧紧盯着，人们对他投来鄙夷的目光，似匕首，如利剑，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从此，他发誓不去医院，任凭高烧折磨着自己。

他，终于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他还吞下了在地上找到的轴承里的钢珠。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赶紧离开这恫瘝至深、鬼哭神嚎的世界。

然而，他欲死不成。他被看守发现了，送入医院灌肠……

他又挨斗受批。

他气糊涂了。在一份交代里，把“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了，成了“毛主席请罪”！可是，他竟没有发觉，把交代交上去了。

幸亏一位工宣队员，是心眼挺好的老师傅。师傅看了他的交代，没有声张，叫他赶快补上个“向”宇。就这样，使他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怪不得徐海涛骂有的工宣队员“太右”。然而，被派去整人的人，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心情抑郁是癌症的引发剂和催化剂。在费毓龙关押期间，父亲以泪洗面，死于肺癌。

临终之际，还在病床上不断呼唤着费毓龙的小名：“丽生啊，丽生啊……”

费毓龙的弟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在洛阳部队工作。当时患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得知哥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弟弟变得精神恍惚，在病床旁摔了一交，严重脑震荡，遽然而逝。

可是，费毓龙在隔离室内与世隔绝，一点也不知道父亲、弟弟离世的消息。

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关押审查，实在查不出费毓龙的“四·一二罪行”和“五·一六罪行”。他被定为“一般工作错误”，终于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获释。

直到这时，他才得知父亲和弟弟受到牵连，早已不在人间。他失声痛哭，两天水米不沾牙……

噩梦醒来，他已是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人了。心脏变形，呈套鞋形。高血压，医生给他开长病假，组织上也多方照料他。

可是，他却把病假单塞在衣袋里，忙于上班，他要追回那白白耗费了的十年时光。

如今，他正埋头于整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大量外文珍本图书。这些书大都是当年那些传教士携来中国的。他精通多国外语，非常适合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他从堆积如山的外文旧书中，发现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所依据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版本，一百年前传教士所著《徐家汇孤儿院》缮本，一七○六年出版的雅尔兰·义迭思所著《使华三年历程记》，一六八二年巴黎出版的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公开信》等等。他如鱼入水，探骗得珠，在一片深海中寻找宝贝。

虽然“文革”给他留下了一身病和辛酸的回忆，但今日他的心情却是舒畅的。他用两句话，概括今昔：

在“文革”中，盘旋于他的脑子的是“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他常常想到的是“士为知己者死”。因为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要报知遇之恩。

这就是他，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士”的心声。

主炮手人安在？

费毓龙只是偶然涉足藏书楼，横遭飞祸，被隔绝人世于斗室之中。他显然并不是“四·一二”的主炮手。

主炮手安在？

我问费毓龙。他却面有难色，说道：“你不见得能够找到他！”

奇怪，天底下哪有找不到的人？何况此人住在上海，怎么会找不到？

费毓龙劝我，欲访此人，一定要请上海图书馆党总支助一臂之力。

我来到了党总支办公室。书记陈雷、副书记狄华，很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情况：他叫葛正慧。揭露“狄克=张春桥”的，就是他。在“藏书楼案件”中，受迫害最深的，也是他……

档案上清楚地记载：经王维国、徐景贤批准，上海市公安局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逮捕葛正慧。经五年零两个月的监禁，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获释。

如今，为什么难以找到他呢？

两位书记告诉我其中的缘由：葛正慧已经退休，不来上班，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他；他一人独居，又几乎不在家。他外出何处，谁也不知道；即使他在家，他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