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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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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的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整个身体都处于轻微的痉挛之中。

林月琴看不下去了，含着眼泪跑出门外。

随行人员也看不下去，把目光移向别的地方。

罗荣桓也是人，他也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但他毕竟是罗荣桓，能以顽强的意志与疼痛抗争。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所承担的义务，他想到毛泽东给他的电报，想到了山东军区９万人的抗日武装，他也想到了林月琴“东进”和“南下”一对儿女……

在场的人无不为他捏了一把汗。罗生特细心地操作，尽量减轻罗荣桓的痛苦，用不大熟练的汉语叨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检查结果证明，膀胱本身并无病变。于是，罗生特又给罗荣桓作了靛胭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这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没有Ｘ光机，无法再作进一步的检查，罗生特只好决定暂时进行保守治疗。

为了让罗荣桓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住的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可罗荣桓却一心挂着山东战局，想着自己的工作，无心静养，便不顾陈毅等人的一再挽留，于６月２０日踏上了返回山东的归程。

在回山东的路上，罗荣桓似乎已感到疾病对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胁，对守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５年计划，争取再活５年，打败了日寇，死也瞑目了。”

林月琴对罗荣桓的病心中没有底，她抑制着焦虑的心情，安慰他说：

“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是吗？”罗荣桓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当年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为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这两人的到来，给治好罗荣桓的病又带来了希望，罗生特也有机会了解罗荣桓的为人。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但他认识罗荣桓后，发现罗荣桓的性格与陈毅、彭雪枫完全不同。罗荣桓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历，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采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罗生特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罗生特学着东进的话说：

“这个嘎崩很香。”

罗荣桓回到山东不久，就在８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９月，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这样，罗荣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码。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组成。到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１９４３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１１５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６个大战略区中，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１９３８年８月，萧华率３４３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２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拥有１４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１９３９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１１５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４００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１９４１年春天开始，１１５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１１５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１９４１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６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１９４２年春，山东分局与１１５师决定把１９３９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６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