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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在１９６６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中，对平型关之战是这样描述的：

同年（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０日，敌第五师团由怀来攻占蔚县，川原旅团附伪军由怀安南据阳泉。此时我大同战局正在吃紧之时，旋即放弃大同，傅总司令作义率所部到雁门关布置阵线。本战斗参加部队为第２１师、７３师、８４师及独立第３旅，先在广灵、炭堡、乱石关之线占领阵地（平型关之外），由汤恩伯将军统一指挥之。同月（９月）１３日敌川原旅团攻占我火烧岭８４师之前进阵地，蔚县敌第五师团亦同时向我２１师、７３师阵地发动攻击，激战终日，翌日（１４日）拂晓猛攻广灵城垣，十时广灵陷落。１５日陷广灵之敌，续向我７３师阵地松林山阵地侧击，刘师长奉滨亲自督战，激烈异常，刘师长身负四创，官兵伤亡过半，我军乃沿平型关左右之线转移阵地。是时汤将军恩伯奉命赴河北南部整理所部，第６集团军孙副总司令楚接替本作战之指挥。阎长官锡山并重新划定第２战区作战地界如下：以杨爱源为右地区总司令，孙楚为副总司令，辖３３军，１７军，１５军，傅作义为左地区总司令，辖６１军，３４军，３５军，１９军。以７１、７２两师为预备队。

“９月２２日，敌步炮联合５０００人由灵邱南进，薄暮向我７３师平型关阵地攻击。翌日（２３日）大举来犯，孙楚副司令当令８４师出击，战况激烈，敌我相持不下。阎长官特令傅总司令作义率预备队加入右地区，并与杨爱源联合指挥本区作战，将左地区交第１９军王靖国代行，更令第１８集团军之１１５师攻击平型关敌之左侧背。本月（９月）２４日平型关正面之敌，增援数千人，猛烈来攻，我军奋勇抵抗，并由傅总司令亲率生力军参加作战，双方伤亡虽重，敌未得逞，时为同月（９月）２７日。

“同时（９月２７日）我左翼军有２０３旅正面茹越口敌军大增，步炮联合四、五千人，来攻甚猛烈，该旅２２７团坚强抵抗，损失惨重。翌日（２８日）敌继续攻击茹越口，梁旅长鉴堂奋不顾身，亲来督战，不幸阵亡，茹越口陷落，该旅残部退守繁峙以北之铁角岭阵地。敌由平绥路以汽车输来援军，向我铁角岭继续再攻，我３４军虽奋勇阻击，终以众寡不敌，铁角岭亦于２９日陷落，敌急向繁峙南进。此时，阎长官决心缩短战线，令各部队向五台山之神堂堡、雁门关、阳方口转移阵地，我军遂自动放弃平型关，本战斗乃告结束。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平型关之战，要比现在我们所讲的平型关之战的规模大得多。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在平型关附近地区投入了７个军另两个师，这还不算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的１１５师。战场的范围也比较大。而１１５师的平型关之战只有一个师参加，作战的范围则比较小。

１１５师的平型关之战，是国民党平型关之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这却是国民党所组织的平型关之战中的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在国民党的抗战史中，极力掩饰其指挥官战术上的失误，指挥上的无能，士气的低落，而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日军兵力多，自己伤亡大。在这次作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大是确实的，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同样是与日军作战，八路军的１１５师为什么会伤亡很少。说日军兵力多是不确实的，其实在整个平型关之战中，日军参战兵力也只有３万余人，而国民党却有七八个军的兵力，这怎么能说是兵力上不占优势呢？

国民党所说的平型关之战，以失败告终，并且失败得非常惨，而八路军１１５师平型关之战则胜利了，并且胜得非常漂亮。这一好一坏的两个平型关之战，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以平型关之战为标志，国共双方的军事合作，已经从纸上协议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在忻口战役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确实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在包括武器、弹药、军饷、给养等作战物资方面，给予八路军一定的支援。当然，八路军也是不遗余力地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合作得很好。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第２战区没有阻止住日军在山西发动的进攻，但还是在八路军的协助下取得了忻口战役的部分胜利，并阻止了日军渡过黄河、侵占陕西的企图。

“山西王”与国共合作

讲到八路军的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山西王”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很多活动都是与阎锡山联系在一起的。

提到阎锡山，现在很多的青年人，更包括很多中年人，都知道他。但这个人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恐怕人们了解得最多的是，“阎锡山匪徒”用铡刀把山西年仅１５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给杀害了。阎锡山的名字已经与英雄刘胡兰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只不过阎锡山是一位为人们所痛恨的反面人物。其实，他做的坏事远远不只这一件。但是他也曾为推动国共合作做过一些事情，并先于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战。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清朝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公历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于五台县（今属定襄县）的河边村。其祖上都是些“地无一垅”的穷人。直到阎锡山的曾祖父阎兴泰，家庭状况才有转机。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自己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一家钱铺，字号是“积庆长”，除经营少数杂货外，主要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同时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金融投机，利用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涨落不定的条件，进行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这种勾当俗称“打虎”。１９００年，阎书堂“打虎”失利，被迫卖光铺内的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当时持有该号钱帖子的人纷纷到阎家催帐，阎书堂便带上阎锡山一走了之。

阎锡山是阎书堂的独生子。在其父子双双出逃躲债期间，阎锡山考取了山西的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里，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改以前贪玩的毛病，学习相当努力，对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也十分用心。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当了学生班长。在武备学堂学习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选派各省学堂里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阎锡山也在其中。

１９０４年，阎锡山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间结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加入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１９１０年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标统，秘密参加同盟会反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任山西都督。１９１２年国民党成立，任参议。后投靠袁世凯，并遵照袁世凯的指令，三日内将山西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声明脱离国民党。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袁世凯死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任山西督军兼省长。在北洋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实力。至１９２６年，他已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今内蒙古中部）。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时，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通电拥护三民主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从１９２８年起，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和北平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长、西北边防长官等职。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０年发动讨蒋的中原大战，战败后下野，逃居大连。１９３２年在汪精卫等支持下，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与蒋介石重新和好，再度统治晋绥两省，并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阎锡山重新出山不久，红军就到达陕北。他马上就感到了共产党对山西的威胁，因此拼命阻止红军进入山西。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红军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了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阎部连连失败，被迫向蒋介石求援，不久红军撤回陕西。但蒋介石派来的援军却赖在山西不走，从而又使阎锡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威胁。

这时，阎锡山认为他所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即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一是共产党东征掀起的人民抗日高潮，猛烈地震撼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二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面临着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三是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险即在眼前。阎锡山在三种不同矛盾的冲突之中，决定采取“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准备抗日，又不公开与日本决裂；拥护蒋介石，又保持自己的独立；准备联共抗日，又不公开实行合作。企图在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维持一种力量的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个都不行。”

阎锡山认为，采取这一策略，既可利用一些进步人士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人的侵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顶住蒋介石想一口吞掉他的企图，而且只要他答应抗日，共产党便不会对他采取军事行动。

从此，阎锡山就开始在三种力量之间展示他的处世圆滑的本事。他与各方面的力量都进行接触。在山西，日本人的代表有之，地方实力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代表有之，共产党的代表有之。当时，在阎锡山处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说：“阎的会客室里挂着很多像，接见那方面的人就挂出那方面的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从１９３６年６、７月间开始，阎锡山开始采取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政策，即由亲日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一变而为扶植抗日力量，并企图充当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这份呼吁书的内容打动了阎锡山的心，并“由阎处翻印数千份散发”。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阎锡山把山西籍共产党员薄一波请回来，参与山西的抗日工作。

从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旬开始，阎锡山便通过张学良向共产党表示与红军建立联系的愿望。另外，对是否联合红军抗日的问题上，阎锡山还于１１月７日对他最亲近的谋士们进行“民意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