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我:是我的父亲。当我的父亲55 岁的时候,他有幸到斯坦福大学去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他被美国的教育理念震撼,因此他把他的整个余生都奉献给了中关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并致力于把这些教育理念和价值观传播到中国去。在他去世之前.他对我们这些围绕在病床前的孩子说,他希望他这些有幸在西方教育观念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回到中国工作,以便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理念,成为融会中西的人才,这样做才能增进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这就是我从1990年直到今天,不断到中国高校进行演讲的原因,也是我不断给中国大学生写信的原因。律师:你的文章后来为很多中国学生所追捧。你认为原因何在?我: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知道我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和公司的利益,因此他们信任我。而他们越信任我,我就越觉得自己有责任更多地帮助他们。律师:你是否有个自己创办的教育网站?我:是的,我在一年前创办了一个网站,目前有大约4 万注册用户。另外,每月至少有40 万网民访问这个网站,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两万用户访问。通过网站上公布的电子邮件,我一年大致能够回答3 000 个中国学生的提问。
除了直接帮助学生,也有一个志愿者团队在帮助我。这些志愿者中包括微软的员工、Google 的员工,也有其他很多公司的员工。学生在网站上也可以互相帮助。我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使所有的学生都能获得同等的帮助。
律师:你是否也在写一本书?
我:是的。《做最好的自己》是我写的第一本中文书,它的目的是帮助中国青年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寻找生活的意义,理解正确的价值观,并正确理解成功的定义。
律师:谁为这些活动付费呢?
我:我自己支付所有的活动费用。另外,出书所得的所有版税都将捐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律师:你是如何开始撰写《如何在中国成功》这篇文章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微软在中国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我希望能够写一篇有教育意义的文章,里面包含了其他在华公司如何成功的一些案例和公开的信息。这些文章的材料,全部来自互联网。
律师:你提到你对微软中国的政策感到失望?为什么?
我:首先,我觉得微软中国的机构设置混乱。有一段时间,微软中国失去很多订单,但人们总是将这种错误归咎于中国政府。而我认为问题的核心在微软内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总部明白和警醒问题所在,因而提出了一些建议。我的这些建议部分地被斯蒂夫·鲍尔默先生采用了,因为他发现微软中国的收入在下降。
律师:为什么要在损失收入的时候才采用你的建议昵?
我:我认为,雷德蒙的管理团队并不真正理解中国国情。总部的一些管理人员本能地认为,在总部可以顺利运行的规则在中国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运行。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经验的人会很快意识到适应本地文化和预期非常重要。但对一个跨国公司来说,解释这些貌似简单的运营方式也竞然如此困难。
律师:可以举个这方面的实例吗?
我:我最失望的时刻,是比尔·盖茨在某次生气对我大吼时使用了由四个字母组成的那个词,大意就是抱怨中国在“强奸”微软,不但使用软件不付钱,还偏袒中国公司,欺负外国公司。这是我在微软工作整个时期中的最低点。
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在主问询阶段,主要是我方陈述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律师的询问证实一些我们的观点。因此,在下一个环节,也就是对方问询的阶段,才是真正的关键。我不能答非所问,不能有丝毫的迟疑,更不能回答错误。虽然难度很大,但我知道,这是我通往Google 必经的旅程。
律师:你是否同意微软在运营微软中国期司学到了很多?
我:你是说微软作为一个公司,已经学到了如何在中国顺利运营?
律师:是的。
我:毫无疑问,微软在中国犯了许多错误。一般来说,吃一堑,长一智,应该能从错误中学到很多,但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微软内部状况,很抱歉,
我并不觉得微软做到了这一点。
律师:你写的这份《如何在中国成功》没有任何微软机密吗?
我:当然没有。
律师:你是否使用了微软内部的资料来写这篇文章?
我:没有。
律师:你是否使用了微软购买来的商业报告来写这篇文章?
我:没有。
律师:那你的信息源自何处?
我:大都是用Google 找到的。
律师:你是否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微软的人?
我:只有那些已公开的,例如吴士宏、高群耀等。
律师:其他确定都没有吗?
我:我连感谢名单中微软的人的名字都拿掉了,以免被认为我把员工名单外泄。
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律师在尝试误导我回答一个复杂的问题(两个问题合成一个问题),来达到让我无意中承认涉及机器翻译的目的:
律师:你是否意识到微软研究院正在研究一个新的机器翻译技术或者机器翻译算法,而微软希望你领导下的自然语言小组来运作以达到商业化的运用?
我:我想你是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我已经意识到微软研究院在开发机器翻译技术。第二,我也意识到他们正在寻找潜在的落脚点。据我所知,他们考虑过很多地方,他们也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