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35部分（第1页）

与了对陈永正的面试，而不是最初的推荐者，也不是最后的敲定者。

顺便说一句，在美国的司法程序中，E…mail　的复印材料是被允许作为证据被接受的。在微软多次的反垄断案件中，都因为员工写工作邮件时总是不谨慎地出现“捆绑”一词而导致对微软不利的影响。因此，微软最后甚至出台了“邮件手册”来教导员工们如何写邮件。而微软也会告诉员工，在必要的时候，要用电话而非电子邮件的方式来交流。

在美国的公司工作，大家都会知道，所有的工作邮件都是公司可以随时调用的，也随时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现。就算以前的工作邮件被删除了，从技术上也可以从过去的备份中将已删除的邮件恢复。因此，当我们提出需要工作邮件作为证据时，微软有义务为我们提供。

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律师接到微软提供的证据以后惊呆了！“开复，他们给我们提供了30　万封邮件！”“啊，我们只要求几十封，不可能有那么多封邮件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大吃一惊。但是，等我看到了实物以后才知道，微软在每一项邮件请求方面，都罗列了大量相关的邮件。因此邮件的数量达到了30　万封，而最惊人的是，这30　万封邮件不是普通的电子文本文件，而是以图片格式的文件压缩在20　张DVD　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通过搜索的模式来找到需要的邮件。“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我们是不是分头来一封一封地读？”律师们无奈地问我。

这无疑是对方在有意给我fiqDtl　大工作量，这样就算十个人做一个月也做不完。我条件反射般地问，“平时你们律师是不是在电脑上都用OCR　软件

（字符识别，也就是从图片到文字的转换），我们是否可以把图片格式的文件全部扫描成电子文字版？”

“确实，我们都在用这个软件，但是30　万封邮件太庞大了，我们的软件数据库无法承载这么大的工作量！”

我思索了一会儿，淡淡地对律师们说：“我来处理吧。”

我绞尽脑汁地寻找解决方案。我对团队里的律师说，“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用更好版本的OCR　软件，把图片格式的文档转换成文本形式，然后再用Google　桌面搜索的方式，提取自己所需要的证据。”“那就试试吧，我们现在只能背水一战！”

律师一通尝试以后，证明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整个团队都非常高兴，每个人都大松了一口气。不过后来，律师们发现高兴得有点太早了，0CR　软件尽管可以识别图片，但还是会犯一定的识别错误，比如有时会把2004　年识别成7004　年，把2006　年识别成2005　年，把2005　年识别成2006　年，最可笑的是，把Ballmer（鲍尔默）识别成了Balder（更秃）。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

识别的错误率很高，这就给律师团队的搜索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不是搜不到，就是搜不全。而我，此时扮演的更像是一个技术专家的角色。我告诉律师们，如果想搜索2005　年的有关招聘的邮件，又担心识别成2006，那就要用高级搜索键入2005、2006和　recruit（招聘）的字样，这样就不会漏掉需要的信息了。

事实证明，技术难题被解决以后，效率也在飞速提高。我们很轻松地找到了需要的有利证据。而这些邮件，都成为日后法庭上的关键证据。有了这次经历，律师们都和我开玩笑说，“开复，我看如果GooSe　不要你，就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工作吧，你一个能顶两个！”“啊，真的吗，我真能顶两个律师啊！”对方耸了耸肩说，“我是说，你可以顶两个IT技术支持人员！”

除了认真搜集证据以外，律师希望能够让法官在阅读当地报纸的时候，不光看到微软一边倒的言论，还要让法官能够更多地了解事实真相。如何能够让真相和正面的声音得以显现？如何能够至少让本地的法官早上打开报纸的时候，看到一篇接近真相，而不是凭空臆测的新闻报道？这又是一个挑战！

Google　要求我最好不要和媒体接触，除非我有很信任的朋友。这时，我想起了昔日的朋友，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克里斯蒂·海姆（KristiHeim）。由于早年曾在中国学习过中文，因此她的中文说得非常流利。而且，她思维敏捷，睿智成熟。早在2003年，她曾跟随我到高校演讲，亲自听过我给中国大学生做的成长励志的讲座，也正是通过那次跟随采访，她对我与中国学生之间的缘分有了深入的了解。

她能够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作出公正的报道吗？当我联系到她时，她的回答让我倍感温暖，且不乏职业精神。她诚恳地说：“开复，我了解你的为人。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我会以调查的方式写一篇报道，也会让两边的声音都能公正地发出。”

后来，8　月的某一天，克里斯蒂·海姆通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写出了以《微软和GooSe　的科学家之争》为题的文章，除了陈述的一些事实以外，还大量描写了我对中国学生所做过的工作。

在文章里，她还记录了中国大学生们的看法。学生们都自然地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大学校园的学生只是想跟随一个他们信赖的人去工作，比尔·盖茨和李开复都是商业领域的英雄，但李开复和中国学生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他是中国人。”她在文章里陈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微软真正的挣扎其实和李开复技术专家的角色无关，让微软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李开复对年青一代技术人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尤为突出。”

可以说，这篇报道的发出，至少在众多的猜测文章里为我和GooSe　赢回了一分。这也让我感到争取每一份理解的必要性。我知道，在早餐桌上习惯阅读当地报纸的法官，都可能会看到这篇报道。相对于如天书一样难以理解的技术，他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这个事件。

那一段时间，Google　也通过媒体发出了一些声音用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李开复离开微软是正常的职业变迁，一方面，李开复希望回到中国实现有激情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李开复向往创新的机制与环境。

另外，Google　反复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李开复在两个公司的项目截然不同，所以不能受“竞业禁止协议”的管辖。另外，Google　不需要任何微软的技术，雇用李开复也和技术无关。Google　看重的只是他作为职业经理人的执行力，还有他对中国的知识和理解。另外，李开复之前从苹果公司换到SGl公司工作，又从SGl　公司换到微软公司，但他从未泄露过公司的机密。因此，他是一个诚信的人。

最终Google　律师还出于现实的考虑决定，由于第一年我需要进行大量的办公选址、政府关系和招聘人员工作，因此，第一年可以让我只专注于这些工作，而自动放弃做搜索业务。这样就可以让我尽快到Google　开始工作，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诉讼，争取最大主动。丌再熟悉的朋友

在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种突发事件都在不断上演。除了媒体的博弈、微软的质问，还有对方律师不断提出的新的取证要求，在每一个细微的角落里，双方都在寻找最大的进攻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