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日尼科夫把米拉扶了起来。她站起以后依然紧紧贴在他身上,准备随时抓住他的手。他苦笑了一下,把手枪的保险关上了,松开了枪机,接着把手枪放进了衣兜里。他随即拿起火把。
“我们走吧?” 她走在他的身旁,扯着他的手。走近小洞孔时,她停了下来:
“我对谁也不说。就连对赫里斯嘉大婶也不说。”
他默默地抚摩了一下她的头,就象抚摩着一个小姑娘似的。接着他把火把在沙土里熄灭了。
“晚安!”米拉往小洞孔里钻时悄声对他说。
继她之后,普鲁日尼科夫也钻进了掩蔽室,准尉还是那么鼾声大作,小油灯依然青烟袅袅。他走到自己的铺板,盖上了军大衣,本想考虑一下往后怎么办,但却睡着了。睡得很熟,很平静。
清晨,普鲁日尼科夫跟大家一起起床了。他一面聚神凝思,一面把他躺了许多昼夜的铺位收拾干净。
“完全康复了吗,中尉同志?”准尉问了一句,脸上露出疑惑的笑容。
“能弄到水吗?哪怕只弄三杯。”
“有水,有!”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忙碌了起来。
“帮我倒一下水,沃尔科夫,”普鲁日尼科夫多少天来第一次把贴身穿的汗渍斑斑的军衣脱了下来:汗背心早就被撕成绷带了。他从压瘪了的手提箱里取出了衣服、肥皂和毛巾。
“米拉,帮我把衬领缝在军衣上。”
普鲁日尼科夫钻进了地下通道,认真地洗了好久,一面洗一面老是在想他浪费了水,而且是第一次有意识地浪费。
洗罢回来,他拿出当时不是为了急需而是为了备用,在军校军人服务部里买来的那把新的保险刀,仍然那么默默无语地、仔细地同时也是笨拙地刮起脸来。由于不习惯于刮脸,所以脸刮破了。接着,他用花露水抹了抹他那瘦削的脸,穿上了米拉递给他的军衣,把皮带紧紧地束在腰间。他坐到了桌前——细长的孩子般的脖颈从显得肥大的领口中抻了出来。
“汇报一下吧。”
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准尉迟疑地间道:“汇报什么?”
“一切,”普鲁日尼科夫说得既生硬又简短:劈头盖脑。“我们的人在哪儿,敌人的位置。”
“这——明摆着……”准尉不知所措了,“都知道,敌人在顶上。而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不知在哪里。”
“根据什么说不知在哪里?”
“都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费奥多尔楚克板着脸说,“在地底下。德国人在上面,而我们的人在下面。”
普鲁日尼科夫没去理睬费奥多尔楚克的话。他象同自已的副手那样同准尉说话,并且利用一切机会突出这一点。
“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的人在哪里?”
斯蒂潘·玛特维那维奇负疚地叹了口气:“没有派人出去侦察。”
“我猜到了。我问的是:为什么?”
“这叫我怎么说呢。您生病了。而我们把出口堵死了。”
“谁堵的?”
准尉不吱声了。赫里斯嘉大婶想解释一下,但是米拉拉住了她。
“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