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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2页）

杭立武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

又请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把军事机构和五台山上的高射炮等武装撤出安全区。安全区应该是非军事区。南京市长马超俊答应负责供给并派出450名警察维护秩序。宁海路5号那幢秀丽而宽敞的宫殿式格局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收到饶神父的回信：日军司令长官“知道了这件事”。

日本军队保证：“难民区（即安全区）内无中国军队或军事机关，则日军不致故意加以攻击。”

当时各方商定，难民区内中日双方一概不许设防，或作任何军事设备，同时，双方武装士兵一律不准进入。

由15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以美国圣公会牧师梅奇为主席的17人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

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

当时在南京的英国最有地位最负声誉的新闻记者之一，廷珀利目睹南京中外人士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对于这20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安全区设立以后，中方严格遵守协议。中国军队在撤离南京之后，不但不准武装士兵经过安全区，而且派出便衣人员，防止汉奸混入骚扰。因此，在日军攻入南京之前，偌大的安全区内，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而使南京市民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莫大的保障，纷纷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涌向这个“上了国际保险”的安全地带。据估计，在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前的12月11日到12日2天之间，逃进安全区的南京百姓，不下30多万人。

30多万人挤在这么一块狭小的地区里，人潮拥挤，不难想象，何况这些难民们都尽可能地携带着他们的财物和用具，一时间，马路上，走廊里，到处都挤满了难民，堆积着各色各样的东西。难民们都以为这下终于可以躲过魔掌幸免于难了。然而，这些善良的人们连同那些富有正义感的洋人们，都忘记了此时此刻即将攻入南京城内的日本军队早已经变成了一群毫无人性的凶残的野兽，安全区怎能限制得了野兽的铁蹄呢？！

12月11日上午，南京城陷落的前两天，一发日军的炮弹带着恐怖的呼啸声飞进了安全区，不偏不倚落在福昌饭店门口，轰然一声巨响，十几名中国人的断臂残肢当场被炸上了半空，安全区第一次笼罩了一层恐怖的气氛。然而，真正的恐怖还在后面。

12月13日一大早，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大胖子雷伯就起床了，这位已经70多岁的德国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稀疏的秃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微笑着招呼他的委员们站好，去迎侯胜利进城的日军，，履行他们国际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

走在汉中路，见到了一小队日军。有的在马路上站立着，贪婪地看着六朝古都的街景，有的坐在路边，擦着寒光闪闪的刺刀和乌黑的长枪。

雷伯第一个迎上去：“Hellot！”

东洋兵惊讶地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一个军官站到面前来了，他听完翻译的话，从军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军用地图，费吴生给他指点了安全区的位置，还用钢笔作了标记。

日军的地图上没有标明安全区的范围，但日本军官说：“请放心！”雷伯又说明了一个情况：“刚才有一些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进了安全区，我们希望贵军站在人道的立场上，拯救他们的性命。”

日本军官又说了一句：“知道了。”

“Good　bye！”西洋人向东洋人招手再见。

从汉中路、新街口、鼓楼到山西路一圈大约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挤满了难民。学校、机关、图书馆、俱乐部、工厂、招待所、还有私人住宅都成了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走廊上挤满了躲避日本兵的妇女和儿童。金陵大学收容了近3万人，人们以为这里是神灵庇佑的天国。其实安全区已经不安全了。

12日深夜中国守军的那场毫无组织的大溃退之后，许多无法渡江而滞留南京城市的部队，一看突围无望，便纷纷丢下武器换上便衣，跑进了安全区避难。可是，成千上万的军人仓惶之中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的便衣？埋藏武器就更顾不上了。因此，失魂落魄的中国官兵们只好找到什么就穿什么，也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了。一时，安全区涌入了大批穿得花花绿绿奇形怪状的青壮年，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化了装的军人。他们的枪械虽然埋藏起来了，可是其余军用品，像随身携带的军毯、军装、绑腿和公文箱等一时来不及埋藏，只好随手丢弃。因此，在难民区的四周，一堆一堆放着这类军用品。国际委员会雇人埋的埋，烧的烧。可是，已经来不及了。13日抢先入城的谷寿夫的部队首先发现了，紧接着，在鼓楼安全区附近的首都最高法院里搜出了满满一屋子的枪支。从金陵大学也搜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这不，日军可找到借口了，立即向国际委员会提出不承认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据理力争，但是，最后他们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一队队耀武扬威杀气腾腾的日本兵冲进安全区，红十字旗帜在血红的太阳旗下在半空中无力地摇曳。

美国人乔治·费区担任国际委员会的副总干事。这位生在苏州的美国博士有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费吴生。会讲一口吴侬软语的苏州话。眼看着日军闯进安全区，将躲进收容所的几千名中国兵抓走了，他后悔极了。

他觉得对不起中国人。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和他的妻子爱尔宝黛都有许多中国学生，他们的4个子女有3个是在上海、北平和北戴河出生的。善良的中国人对他和他的一家有过许多帮助，他有很多的中国朋友。可今天，许多中国人被日军拉出去杀害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记述着：“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我们忙着解除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情况越来越坏了。

14日，费吴生驾驶汽车送路透社记者斯密士和史蒂尔出城，一路上尸骸累累，他的车轮不能压过去，他常常下车搬开尸体。城门口臭气扑鼻。野狗睁着血红的眼睛，大口大口地吃着死人。

15日晚上，日军冲进一个收容所，拖出了1300多人。戴着帽子的，都一顶顶抓下来扔在地上，每一个人的手臂上都缚着绳子，100人排成一行，押向黑漆漆的刑场。

16日，金陵大学教授李格期到国际委员会总部报告：昨天夜里，金陵大学100多个妇女被劫走并遭强奸。法学院和最高法院的难民全部被抓走，50名警察也被害了。李格斯提出抗议，反而被1个日本军官在胸部揍了几拳。

国际委员会立即召开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