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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党派,崇尚政论,左右舆论,暗地里支配了有关政治的时论。书院的创建者均有在朝做官的背景,并掌握广大的农庄,这些称作“士林”的地方士大夫,不仅随时有进入中央权力核心的可能,而且通过乡约可以直接控制各该地区的居民。因此,书院既是地方的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地方的政治的中心。

书院的弊端早已引起当权者的关注,到了大院君执掌政权之时,书院的存在已构成对新的王权专制主义的重要威胁。于是,高宗即位伊始,大院君就对书院采取断然措施,下令禁止重建和新设书院与乡贤祠;高宗二年,下令关闭了全国势力最强的书院——清州万东庙;高宗五年,明令废陈书院的免税权;高宗八年,大院君授意公布了《书院撒废令》,宣布除74所赐额书院外,其余600多所书院全部关闭。

这道命令引起地方两班和儒生的强烈反对,他们以“儒通”的办法向全国发出檄文,选派代表在汉城王宫前示威。大院君毫不动摇,遂派军卒解散集会,把儒生赶过汉江。《撤废今》实行的结果,使全国百姓欢欣鼓舞。但是,书院的残余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并且成为后来大院君失势的原因之一。

大院君的财政税制改革也有一定的意义。由于他较接近社会下层,对“三政”紊乱危害有较多体验。从高宗即位之日起,便通过赵大妃提出了“谨慎节俭”’、“济生民、裕国计、惩贪墨、振纪纲”的建国方针。大院君身先力行,令其叔李载元上疏,声明白动放弃全部免税田产,同时,还严禁宫房及内司官员出没外邑作弊,革除宫房在三南地区无土收税的弊端。

高宗初年,国库拮据,人民不满情绪日趋严重。为冲出财政困,境缓和阶级矛盾,大院君对两班贵族官吏的一切经济特权进行管制,调整各类税赋制度。高宗四年,大院君严令废止地方宫向王室与权门献纳当地土特产的惯例。

大院君企图恢复与加强专制王权统治的种种改良政策,收到一些效果,对改变国家和社会面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大院君上述执行的改革措施,都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正面效应微弱,副作用和负面效应却很明显。

大院君剪除了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权,但王权并未得到加强,倒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标榜下,建立了以他为核心的全州李氏专权体制;他企图压制地方两班和儒生的朋党私议而削减书院,但仍在全国保留了47所“额赐书院”,后来还纵容保守派的儒生反对开化派的主张;他废除了严酷剥削农民的法制,以示对百姓的让步,却为了重建王权象征的景福宫而设立种种新税,结果,完全抵销了微弱的正面效应,造成了国内政情动荡、社会秩序混乱,民怨沸腾、反改革势力乘机积聚,这一切都为自己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明成皇后4(2)

为了显示王朝的权威,大院君于高宗二年(1865)下令重建景福宫。

景福宫原是太祖李成溪创建朝鲜时,为了彰显王室的威严,在太祖三年(1394年)动工,第二年九月完工,是个以中国的紫禁城为蓝图所兴建的宫殿。“景福官”的名字是在定都之前命名,出自《诗经》中“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这句话。其后,到了景福宫建立满160年的明宗八年(1553),发生火灾,第二年针对火烧的部分予以重建。又过了过了39九年之后,

在宣祖壬辰倭乱之时,再次发生火灾,其后270年间,一直处于废墟的状态。由于财政困难,历任国王均不敢贸然重建景福宫。

高宗二年(1856)大院君以赵大妃的名义,下令在原址的灰烬上,重建景福官。在百姓之间,赞成与反对的言论不断此起彼伏,但是对贫困的百姓来说,这样浩大的土木工程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大院君专设了营建都监,负责激励景福官的工程。刚开始,还避免强拉一般百姓参与修建,但是,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发现工程进度缓慢,大院君便决心派人到全国各地,强拉壮丁加入工程。景福宫重建总共动员上百万人力,投入800万两巨额白银。

为了筹措这笔庞大的费用,除动用国库储存外,大院君不得不在减轻和平均人民负担的同时,向人民征收新的捐税,其中包括向农民征收“结头钱”、“城门税”、“愿纳钱”等等。并且此种征收多为强制摊派,于是名为“愿纳”实为“怨纳”,人民怨声载道,称“结头钱”为“肾囊钱”。

此外,为了激励土木工程的进度,还动员舞童队、农乐队、男寺党牌等慰劳队伍。因此金钱的投入越滚越大,别无他法之后,大院君政府甚至卖官买爵募集经费。

为克服财政危机,高宗三年起,大院君还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大量铸造劣质的“当百钱”。不过只有当时通用货币四五倍的价值,称之为“当百钱”,以百倍的价值强制通用,至使物价暴涨,财政空前混乱。高宗五年起,政府又从中国进口“清小钱”取代“当百钱”,其币值也仅有实价的一半。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暴涨,又不可避免地招来王室、两班、官僚等的苛敛诛求,与一部分商人的暴利,在这种重压下的人民生活,更落于苦病深渊。

此时王室宗亲、贵族与富人们,因大院君“愿纳钱”的政策侵犯到了他们自身利益,自己的金钱被无情的夺走,而感到强烈不满。但是,没有人敢将自己的不满说出来,只有敢怒不敢言。大院君的高压统治已经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一般百姓因为无法维持日常生计,对大院君的怨恨与日俱增。

专制的大院君为了秘密找出像对他心怀不满的富人,就在京城与地方的各个官府实施情报政治。给予天熙延、夏正日、张顺奎、安举州等四人,以莫大的权力,让这四个人负责筹措经费与机密事物。这四个无名小卒平地登天,一时间张狂之极,他们的暴行更是难以形容。当时社会大众将他们四人称为“天下长安”。

大院君不满足于此,还叫宦官李昱和将宫内的所有动态,钜细靡遗的尽速回报。另外,向所有的官府都派了心腹去当间谍,秘密收集各种情报。同时,为了连各地方的情报都能收集到手,大院君广派手下,每天都有人直接向他汇报报告各种大小情报。运用如此绵密的情报网,大院君可以端坐云岘宫内,轻易的掌握天下动静。但是,导致民心背离的高压统治,绝非长治久安之策,高宗五年全罗道光阳县农民举事起义。

就在朝鲜李氏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1854年,日、美签订了《神奈川条约》;1859年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中国清政府先后与英国、法国、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此时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日益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欧美各国以朝鲜为清朝“属邦”为由,要求把它们在中国摄取的特权扩大到朝鲜半岛。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朝鲜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参与。于是此后,英、法、美等海洋国家从南方海路,俄国则从北方陆路,直接向朝鲜施加压力。

1689年康熙帝执政期间,中国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遏制了俄国向中国黑龙江的入侵,俄国遂向太平洋北岸发展扩张势力。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俄国跨过白今海峡向北美大陆推进,与西欧殖民势力争夺对北太平洋的控制权。克里米亚战争(1853一1856)后,俄国在黑海地区的扩张受阻,在北美的竞争亦受到美国与英法势力的抑制,于是俄国转而向中国大陆和东北亚扩张,形成所谓南进政策。1860年,俄国通过《北京条约》夺取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把领土扩大到与朝鲜接壤的地方,严重威胁着朝鲜的安全。

早在1854年,俄国的一艘商船曾侵入朝鲜境内,并与边境渔民发生冲突,导致后者数人伤亡。俄国要求朝鲜在北部边境开港通商,为俄国移民开辟居留地。高宗元年(1864年),俄国一行5入至图们江要求通商,当地官吏立即请示新成立的大院君政府;翌年9月,俄国数十人携带官方信函,强行抵朝,要求直接与咸镜道观察使谈判通商事谊;接着,11月内又有两批俄国人犯境,并提出相同的要求,直至庆兴府使尹联答应在90天内给予答复后,方才离去。

明成皇后4(3)

大院君执政的最大目标是挽救面临崩溃的统治体制,镇压农民起义,并在这种基础上,享受王室的荣华。因此,面对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与西欧、北美特别是俄国的现实威胁,大院君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大院君把加强国防安全作为内政改革的重要内容。首先,他改革军政、强化军纪、改善士兵供给、调整军事指挥系统、重建三军府。为了提高军事能力、巩固海防,大院君政府加

强了对以炮手军为核心的军队训练和装备,强化了江华岛、桐乔、永宗岛等两海岸各道、邑、销及汉江入海口的防御设施,提高了沿海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地位,增设了统制中军。同时在北部国境地区实行屯田,禁止与俄国通商与交往,并加强对中朝边境贸易的管束,从而建立起严密的对俄大陆封锁体制。

趁着政府面临外交难关的时候,朝鲜的天主教人首先进行了活动。由于天主教的教义与李氏王朝信奉的儒家传统教义相违背,因此天主教曾数次遭受朝鲜统治阶级的大镇压。天主教爱朝鲜一直处于地下阶段,但是其潜势力已蔓延各处。当时教人南锺三等,向大院君建议,以保障天主教传教自由为条件;天主教国—一法国,将援助朝鲜对付帝俄。大院君对于这种建议,起初似乎有首肯之意。但经通过与教徒交涉后,探知了教会的内幕,同时,俄国当时西方多事顾不到东方,而不固执要求,不久就撤去。于是大院君的态度猝变,以邪教是外敌的走狗为理由,于高宗三年(1866年)二月,大批屠杀了天主教徒。当时因此被屠杀的教徒,京乡各处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法国传教士九人。史称

“丙寅邪狱”。

隐蔽极深的法国传教士赖德尔在11名朝鲜教徒的掩护下,冲破大院君布下的天罗地网,于忠清道塘里浦乘小舟逃出朝鲜,3日后到达中国烟台。当时,法国亚洲舰队司令罗兹驻屯天津,赖德尔连赴天津向罗兹报告了朝鲜政府迫害天主教的实情。

罗兹与法国驻华代理公使伯洛内协商后,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严重抗认,声言:“法兰西皇帝陛下决不宽恕此种暴行,将派遣驻扎临近水域的舰队灭亡朝鲜,废黜现国王,并依本国皇帝之命拥立新国王。既然朝鲜乃中国属邦,其内政外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则不许中国提出异议。”清政府得悉“丙寅邪狱”后,感到事态严重,担心法国借机进行武力报复,而影响中法关系。因此,接此公函后,总理衙门一方面照会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要求法国不要仓促用兵,另一方面今礼部致函朝鲜政府,通报法国的意向,提醒对方作好万端准备。

大院君对于中国礼部的咨报,毫不惊慌,一方面命令各地官厅强化国境警备,一方面为肃清内应者进一步加紧对天主教徒的镇压。

同年九月,法国远东舰队提督罗兹,率领军舰7艘,由中国烟台出发,企图攻陷江华岛,并在通津登陆,拟进逼京城。然而,法国侵略军在江华岛鼎足山城,被朝解军队勇将千总梁宪洙击退,又在通津文珠山城,被哨官韩圣根击破,士气沮丧而退却。敌军撤退时把江华岛掠夺一空,将金铜财宝和包括《李朝实录》在内的贵重典籍装入18个木箱运走,其中仅黄金即价值50万法郎,并放火焚烧了康宁殿等多处官衙和民房。11月18日法国舰队于朝鲜外洋解散,旗舰与“肯馨”号撤往日本横滨港,其他舰只驶向上诲和烟台。于是由法国发动的历时两个月的武力入侵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外国入侵,史称“丙寅洋扰”。

此次法国军舰的侵扰,对于朝解社会,给予了空前的影响,在朝野之上引起极大的恐慌。但是全朝鲜人民,面对外国的侵略,唤起了民族意识,激发起同仇敌忾的决心,这次胜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大院君妄自尊大,以为对法国的胜利是自己指挥有功,而加强施行“攘夷”政策。

在法国舰队侵入江华岛前,同年七月,曾有装备了重型武器的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侵入朝鲜,置地方官员的劝告与抗议于不顾,溯大同江,后竟派3人上陆,深入内地10里至玉砚池进行侦察。然后突然向监视美船行动的船只发动袭击,绑架监营中军作为人质,提出以供应1000石白米、相当的金银与人参为撤退条件,并肆意向岸上军民开枪射击,进行威胁。军民忍无可忍,决定进行反击。群众中一位勇士,只身救出了被扣在船上的中军;接着,又趁水位下降船只搁浅之机,发动火攻,使“舍门将军”号人船俱亡。

以“舍门将军”号事件为转机,华盛顿于高宗四年(1868年)采取行动,派遣美国军舰入侵朝鲜水域,在黄海,平安道沿海对“舍门将军”号事件进行“调查”和测量航道之事。同年,以德国人奥特洛特为首的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组成的海贼团,侵入忠清道德山,正在挖掘大院君之父南延君的坟墓,盗取宝物的时候,被永宗岛佥使的军队击退。

“舍门将军”号事情的“调查”,实际上是美国大举入侵朝鲜的前奏。到了高宗7年(公元1871年)四月,驻在北京的美国公使令亚细亚舰队司令罗杰斯,率领五只军舰,侵入江华,北以武力占领江华岛广城镇砌台,据为基地,威胁大院君政府,强迫其缔结通商条约。大院君拒绝之,勇将中军鱼在渊的部队袭击美军,在血战中给敌人以重创后,全军在广城镇壮烈牺牲。受到朝鲜闭关政策打击后的美国侵露者,不得不放弃江华岛作战计划。此后,双方经过20天的对峙和“书翰外交”,出于胜利击退法国海军入侵的自信心,与盗墓事件所激发的对西方人的仇恨,大院君断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在诱使大院君政府,就签订一个条约而进行谈判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之后,命令舰队退出朝鲜,撤往中国烟台。朝鲜军民粉碎了“辛未洋扰”。

明成皇后4(4)

昧于世界国际形势的大院君,在两次击退“洋夷”之后,沾沾自喜,顽固地认为在他的统治下,朝鲜定能与世界各国隔绝,自立于一隅,因此,更加努力维持旧有的封建制度。他下令全国,将“丙寅洋扰”时的闭关标语:“洋夷侵犯,非战即和,主和卖国,戒吾后世子孙。”刻于石碑之上,称为斥和碑,立于京城及全国主要都市的大路上。这不过大院君对世界情势极端无知的,井底之蛙一样的自满。24年后,高宗三十一年秋天(1894),就在大院君的有勇无谋天下皆知之后,设立在全国各地的斥和碑全部撤除了。

世界局势的发展,与大院君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国内经过两次战争所消耗的军费,对于贫弱的王朝来说,实为过大负担。而日益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陷于破产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朝鲜国民只有起来反抗,渐渐成长为分散的农民起义。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者的威胁交织在一起,给大院君政府造成重大的危机。到了高宗九年,甚至发生海州与安东逆谋事件,大院君终于到了四面楚歌的地步。

明成皇后5(1)

朝鲜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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