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同样翻出历史旧账,指责英法在殖民地战争中也有过不人道的行为。
德军高层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些传统派将领对毒气战术感到厌恶,认为这有损普鲁士军人的荣誉。但更多的务实派或者说激进派,看到了毒气在突破僵持堑壕战方面的巨大潜力。
伊普尔战役虽未达成战略突破,但造成的恐慌和防线撕裂的战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既然已经用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加大研发力度,改进投放方式,把依赖风向的钢瓶发展到毒气炮弹,并推进研制了更有效的毒剂,芥子气。
战争的逻辑已经压倒了对伦理的考量。
在政治家和外交官争吵的同时,前线的士兵们用最直接的方式应对这一新威胁。
协约国方面,尽管官方层面可能仍有犹豫,但前线指挥官在压力下很快采取了行动。在伊普尔战役后数月内,英法联军也相继在战场上使用了氯气等化学武器突袭德军阵地。
战争的残酷逻辑就此形成,你用了,我就必须用,否则将在战术上处于绝对劣势。毒气战迅速升级,变得常规化。
如同加拿大士兵用湿布尿布一样,各国士兵都在想尽办法自救,出现了各种简陋的土法防毒面具,如浸渍硫代硫酸钠、碳酸钠溶液的海绵、布团,塞入罐头盒罩在口鼻上。
大规模的报复袭击,催化了防护手段的升级,各国军工系统开足马力。
英国迅速推出了黑格面具的改进型,法国有了M2面具,德国则装备了四象汽车厂出品的05型防毒面具,纪沧海含泪又挣了一笔。
防毒面具成了堑壕士兵的标准装备,如同步枪一样重要。士兵们需要反复进行防空、防炮击、防毒气的三防训练,战场生存的复杂性和心理压力陡增。
阵地上升起了简易的毒气警报装置,通常是挂起的空炮弹壳或金属片,哨兵一旦发现可疑烟雾或闻到气味,就立即敲响,发出刺耳的警报,哨兵还需要携带个人嗅探设备来早期预警。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想再合上,可就难了。
面对毒气战迅速蔓延的趋势,一些中立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发出了强烈抗议,呼吁交战国遵守战争法,禁止使用这种不人道的武器。
有尝试进行外交调停,提议重启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但在战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和总体战的需求下,这些声音显得异常微弱,任何单方面停止使用毒气的呼吁都被视为自缚手脚的天真想法。
双方都指责对方先破坏了规则,并且都不愿意在没有绝对保证的情况下率先放弃一种可能带来战术优势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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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某一刻,交战双方默契的达成一致。
事实上,制止毒气大规模使用的,并非道德或国际法,而是一种残酷的现实制约。
早期依赖风向的投放方式极不可靠,毒气很可能被吹回己方阵地。随着有效防毒面具的普及,毒气的心理震撼效果和杀伤效能开始下降。毒气很难彻底歼灭有准备的敌人,通常只能造成混乱和迟滞,为后续常规进攻创造条件,但本身无法决定战役胜负。
最根本的,报复的必然性,一旦使用,必然招致对等报复,导致双方士兵共同承受额外的痛苦,却无法打破战略僵局。
这形成了一种基于恐怖报复的、非正式的威慑平衡。
已经回国的纪沧海小队,通过李雨菲布局的监控网络,冷眼旁观着欧洲这场关于毒气的闹剧与悲剧。
“闹剧收场了,”纪沧海对围坐在沙盘旁的队员们说,“道德的呼吁在绝对的利己主义和生存压力面前,苍白无力。能制止这种行为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技术上的反制,让它的效果大打折扣,二是更强大的、足以让使用者感到恐惧的报复手段,或者,一种能让双方都感到不使用更有利的更高层次的战略平衡。”
李雨菲补充道:“根据模型推演,除非出现一种能无视现有防护、杀伤效率极高的新毒剂,否则毒气战将会逐渐沦为一种添油战术,加剧伤亡而非决定战局。但它的出现,已经永久降低了战争的道德下限。”
“那我们……”诸葛川试探地问。
纪沧海摇了摇头:“我们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毒气技术,能提供防护技术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博盖塞那边听说也在偷偷的向协约国卖05防毒面具。如果想要彻底终结这一切,在于战后建立一个能有效监督和惩罚违约者的国际体系,但这……对现在的欧洲来说,还太遥远。”
“或者彻底根结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他目光投向窗外东方渐明的天空。
“先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这边清廷和小日子的事是时候收尾了。等我们这边忙完了,或许……才有余力和新的规则,去给那片大陆降降温。”
纪沧海等人远程观测到的,正是这历史转折点上,个体生命在工业时代新式杀戮武器面前的渺小、挣扎与偶尔闪现的、不屈的勇气。这不仅仅是战术的转变,更是战争哲学和人类道德底线的一次残酷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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