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从那一夜开始,一切都变了。
第二日。
当第一缕晨光穿透山口,渗入洞穴,我们都醒了。
除了老班长。
他仍保持着昨晚的姿势,再也醒不过来。
黄工检查后,说是高寒与缺氧引发心血管意外。
我不信。
老班长是土生土长的藏人,五千米海拔的风雪,他比我们谁都熟悉。要真是缺氧,那我们几个外地人怎么还活着?
或许真有什么东西一直环绕在我们身边。是那座祭坛,或者,是它背后的什么。
我耳边仿佛还回荡着昨晚那一声声“咿呜呜——”
可黄工坚决不让带尸体回程,命我们就地掩埋。
老班长就这样埋在了洞口冰冻的泥土下。他死时嘴角带笑,可我怎么看都不像他。
冻土将他盖住,恐惧则盖住了我们的悲伤。
是我们“杀”了老班长。是我们。
掩埋完毕后,黄工忽然说,要与我们三人分别单独面谈。
她的级别比老班长高。出发时老班长是指挥,现在他死了,黄工就是唯一的决策者。
我、石峰、胡海庆,依照顺序被叫去洞穴最深处,那座摆着牛头骨的祭坛前面谈。
我坐下时,声音比想象中颤得更厉害。
黄工问:“你家几口人?祖籍在哪?”
我如实回答。
黄工问:“有没有碰过祭坛的东西?”
我也如实回答。
黄工问:“你昨晚,看到了什么?”
我撒谎了。
黄工沉默了将近三分钟。她没再追问,只让我离开。
我走出洞口,外头一片白茫,脑子比眼前还空。
胡海庆凑过来问:“她问了啥?”
我如实说了。
他低声在我耳边骂了黄工几句,骂得挺脏。
不久石峰出来,脸色和我差不多。
他喊胡海庆进去,我们两个蹲在洞口,什么话也说不出口。
石峰忽然问:“你妈有没有给你留护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