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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6章 超越胜负欲的战略视野（第2页）

更进一步，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和平的契机：“听说他们已悔过求和，希望陛下还是答应下来，让边疆军民稍稍歇一口气。”

他看到了让边疆军民休养生息的战略价值。一个稳定的、得以恢复元气的边疆，远比通过一场胜负难料的战争换来的短暂威慑更为重要。这种以民为本、注重休养的战略观，与后来唐玄宗晚年穷兵黩武、耗尽开元积蓄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凸显了张说作为成熟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其次是他识人于微：对王君?“侥幸立功”私心的精准剖判。

如果说对战略形势的分析体现了张说的“明于大势”，那么他对主将王君?的判断，则充分展现了他“察人于微”的深邃洞察力。当唐玄宗表示要与王君?商量时，张说退下后对源乾曜的私语，堪称全篇的点睛之笔：

“王君?有勇无谋，常想侥幸取得战功。若两国和亲，他又如何能立功？陛下肯定不会听我的了。”

这番话，层层递进，精准地预言了事件的整个走向。

“有勇无谋”

四字，是对王君?个人能力与性格的终极定论。王君?作为边将，或许骁勇善战，能在小规模冲突中建功，但缺乏作为一方统帅所必需的智谋与全局观。将国家的重大战和决策寄托于这样一位将领身上，其风险不言而喻。

最为关键的，张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王君?的行为动机——“常想侥幸取得战功”。一个“常”字，说明这是其一贯作风；一个“侥幸”，点明其成功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与冒险性，非稳扎稳打之策。张说看透了，王君?的战争主张，并非完全出于国家公义，而是掺杂了强烈的个人私心：他需要战争来作为自己加官进爵的阶梯。

张说将王君?的个人私心与国家的和战决策直接挂钩：“若两国和亲，他又如何能立功？”

这表明，张说深刻理解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边将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甚至可能发生尖锐冲突。为了个人功名，边将有可能会推动甚至制造边境事端。这种对人性与权力运作规律的透彻理解，是其政治判断力达到极高境界的体现。

而最终“陛下必不用吾言”的断言，则充满了悲剧性的先知色彩。他不仅预见了王君?会主战，更预见了玄宗会采纳王君?的意见。这既是对玄宗心理的准确把握（玄宗此时正有开拓边疆的雄心），也是对朝堂上主战氛围的一种无奈叹息。一个“必”字，道尽了其洞悉一切却又无力回天的孤独与清醒。

最后说他料事如神：预见性的完全应验与形象的最终确立。

历史的发展，完美地印证了张说的每一步预见。王君?入朝后，“果然建议唐玄宗发兵讨伐吐蕃”。一个“果然”，坐实了张说此前所有判断的正确性。而此事引发的连锁反应——“整个河西战区甚至于朝廷上下都是非常震惊”，恰恰反衬出张说此前力主和议的稳健与正确。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贸然开战的巨大风险，才会在决策之初竭力避免，而当他预见的风险成为朝野共识时，其形象便从“独排众议”的少数派，瞬间升华为“料事如神”的先知。

唐玄宗的仓促反应——立刻从东都返回长安，紧急调整河西军务——更是从最高决策者的角度，为张说的正确性盖棺定论。玄宗“认为王君?有勇无谋，必须挑选一位智勇双全的人才委以西边重任”，这几乎是重复了张说之前的评价。他任命信安王李祚、调任萧嵩等一系列人事安排，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纠正因误信王君?而可能导致的战略错误。这一系列后续动作，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张说当初的劝谏是何等宝贵与必要。

萧嵩到任后，“举贤任能，稳定局势”，推荐裴宽、提拔张守珪、引入牛仙客等人，最终稳住了边疆。这套成功的善后班底与策略，虽然并非张说直接安排，但其背后的逻辑——任用智勇双全、稳重老成之臣，而非有勇无谋、贪功冒进之辈——正是张说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为将之道与治国之策的胜利。

最后同学们被说服了，发现了张说这满朝无出其右的战略孤光。

通过“王君?事件”的全过程，张说的形象被塑造得无比丰满而高大。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在“识势”上，他拥有超越军事层面的全局观，深刻理解战争与民生、短期利益与长期国运的关系。

在“识人”上，他能穿透表象，直指人心，精准把握将领的性格弱点与行为动机，预判其可能给国家带来的风险。

在“断事”上，他基于对形势与人的精准分析，能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判断，并具有惊人的预见性。

在开元盛世的巅峰时期，当皇帝与群臣都沉浸在“屡奏凯歌”的荣耀中时，张说却能保持罕见的冷静，发出“得不偿失”的警示；当众人只看到边将的勇武时，他却能洞察其“侥幸立功”的私心。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察力，使得其“满朝无出其右”的评价绝非虚言。

他的这次谏争，仿佛是开元盛世由盛转衰前的一次预演性警告。它告诉世人，维系一个盛世，不仅需要开疆拓土的勇气，更需要像张说这样懂得权衡得失、节制欲望、洞察人性的老成谋国之心。小小遗憾的是，唐玄宗后来未能始终听从这类声音，最终导致了天宝年间的战略累积性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