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异的是,曾国藩发出这封奏折后的第五天,根本未等中央政府的批准,就带着老弟曾国华华丽丽地离开江西,飞奔老家。
这是严重违纪。咸丰如果较真,能让曾国藩把牢底坐穿。所以当曾国藩的奏折才到北京,江西政府“曾国藩已走”的消息接踵而至,咸丰七窍生烟。他狂呼乱叫,说曾国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不知龙颜大怒为何物,他说要严惩曾国藩,以儆效尤。
咸丰虽然这样气急败坏,却没有立即付诸行动。道理很简单,曾国藩可不是任他宰割的一块肉,曾国藩现在是大清的顶梁柱,拆了这根柱子,就等于拆了大清这座破败不堪的房屋。
咸丰的“优柔寡断”传递出的信号,立即被胡林翼和骆秉章参透。二人联合上疏,为曾国藩求情。他们的求情书写得很潦草,根本就没用心。因为他们明白,咸丰只是想找个台阶,在这种时刻,你就是写给他一首艳词,他都不会介意。
接到胡林翼和骆秉章的信后,咸丰把它交给大臣们看,威严地说道:“国家法度不容侵犯,念曾国藩是初犯,又有湖南、湖北两位巡抚替他声泪俱下地求情,我就赦免他,准他三个月假,期满后仍回江西工作。”
圣旨飞一般的抵达曾国藩的老家,曾国藩带领全家望阙叩头。他称自己数载从军,过多功少,皇上竟然还如此照顾我,我只有殚精竭虑,报效皇上,要我的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皇上的大恩。
这是番客套话,曾国藩所以不等咸丰批准就朝家跑,很大程度是对咸丰的不满。所以他说完这段话后,连忙跑进内室做反省的功夫,他要把这“不诚”祛除。
在家守丧两个多月后,眼看假期将满,曾国藩出其不意地向咸丰再请假,声称要在家守三年之丧。这是儒门家风,连皇帝老儿都不可更改。可问题是,当时有三年守丧的规定,也有夺情的先例。所谓夺情,就是不让你守三年之丧,赶紧出来工作,这就是移孝作忠。
咸丰下圣旨给曾国藩,咱们可是说好的,就给你三个月假期,你不能出尔反尔,眼下长毛贼还没有被剿灭,国家正是用你这种人才之际,你怎么可以退缩不前?
曾国藩接了这道圣旨,先是昏昏然,接着就是飘飘然。啊呀,看来皇上还是需要我的,你看他言辞中那种“离开我就活不下去”的架势,既然我是你的宝,那我就要跟你讨价还价了。
曾国藩纯粹是出于委屈和冲动,向咸丰皇帝摊了牌。当然,儒家很讲究含蓄保守,所以他不能一上来就谈条件。而且即使是谈条件也不能明码标价,他要循序渐进,旁敲侧击地开始。
1857年六月初,曾国藩向咸丰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肯终制折》,在这道奏折中,他淋漓尽致地说了不愿回江西军营,要求在老家守孝的真正原因,共有三点:
一是手无军权。他说自己率领的湘军属于临时招募的官勇,不是国家正规军,所以虽能征善战,而有功人员却不能像国家正规军一样补授实缺。他本人简直丢脸丢到家了,即使是补授小缺这样的芝麻小事,他也必须向当地巡抚求情,久而久之,很难取信部下、鼓舞士气。
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这意思已再明显不过,要想让我曾国藩出山,必须给我权力。
后来很多学者们都说,曾国藩这次上疏太不明智,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但换个角度想,曾国藩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举,而为何明智,连当时的他自己都无法知道。他争的那些权力,表面看是为自己,实际上是在为湘军争。这就是后来湘军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随他,将他奉为神明的原因。做领导的,什么领导力、执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做到这点,人心就尽在掌握。
咸丰和他的狗头谋臣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点,而是一眼看到曾国藩在为自己争名夺利。咸丰气冲斗牛,对谋臣们说:“曾国藩这是想让我违背祖训,授予一个汉人兵权啊。他是不想活了?!”
从未有人探到消息说曾国藩不想活了,不过从其奏折的内容来看,他似乎有这方面的要求。
有人马上跳出来自作聪明道:“曾国藩这种要求只能水中捞月,因为咱们已有无数个曾国藩!”
咸丰狐疑起来,马上有人站出来解释:“胡林翼占有武昌,居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已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政府军已在进攻镇江,打得是有声有色。长江上下游都是我们的天下,又听说长毛内乱,势力大衰,攻克南京,指日可待,还用他曾国藩干什么?!”
咸丰大喜:“来呀,传旨,皇恩浩荡,曾国藩在家守他的三年之孝吧。”咸丰几乎乐不可支,说,“另外,再传圣旨,让曾国藩那两个手下李续宾和杨载福都去当提督,气死曾国藩。”
曾国藩闻听咸丰允准了他的请假,果然气得呆若木鸡。经过几天的调理,他才从极度愤懑中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脱胎换骨!
重塑金身
曾国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热的几天里,得出这样高明的结论:我到处碰壁,非是心外壁垒森严,而是我内心不够强大。也就是说,沦落到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养方面有无限弱点,这些弱点才是让我被人抛弃的主因。
那么,都有哪些弱点呢?
曾国藩总结为两条。第一条,缺少“谦”的美德。早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用理学修心法抑制过自己的傲慢。然而徒劳无益,傲慢就在他骨子里,自他开始办团练开始,这种心态在轻视他的人的催化下,再度萌发。曾国藩虽然是中下之资,却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本领奇绝。奇绝在哪里呢?他自称能伸能屈,可行可藏,常常见到别人家不是,而见不到自己不是。
他说,我曾绝望过两次,自杀了两次,活过来后,立即就精神百倍,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办团练,有人讥讽我,用各种方法对付我,我忍辱负重,终于办成天下第一军——湘军,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说,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没有赏我,我也没有抱怨(扯淡);我的军队后来收复武昌,皇上也没有赏我,我更无抱怨(更扯);现在,我被皇上扔在家里,我平静如水(太扯了),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无可无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可真够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来。千万豪杰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太平盛世(有道)这个平台后,我出来推行我的主张,天下一乱,大事不妙,赶紧躲起来。
曾国藩恐怕不是这样的人,他心怀天下,似乎还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经过反思后,他意识到,人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这是朴素辩证法。所以上坡时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时也不能低迷消沉。归根结底,人必须要有颗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国藩说,从今以后,我要大变身,常见得自己不是,常见得别人的优点。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条,必须要圆滑。曾国藩终于觉察到一点,自己所经之地的官员处处和他作对,是因为他不懂官场。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欢的人应酬交际,不合群是官场大忌。中国官场是个奇特的所在,在这个场子里,所有人都必须把真正的我隐藏,绝不可以致良知,谁致谁死。所有人必须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则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个好官职。蔡京知道这人人品不错,就没有给他。有人问蔡京,为何不给他官。蔡京说了令人咂舌的官场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没有这回事!
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最终,他失败了。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原因就在于,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