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孟班长?”值勤兵语气稍有和缓。
我装熟地说:“就是军乐队的那个孟班长啊,个子不高,眼睛细长的那个。”
“你跟他什么关系?找他什么事?”他盯着我从上到下审视,让我很不自在。他的问题我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故作镇定,笑着含糊答道:“哦哦,是有点事要找他,他在里面吗?”
“我们这里没有军乐队!”值勤兵冷冷地回答。
“啊?不会吧?他跟我说他是部队军乐队的啊,这不是部队大院吗?怎么会没有呢?”我不想被一两句话就打发了,露出着急的神情,装傻纠缠。
“这是总部,里面住的都是干部!你说的那个军乐队应该是个独立排,不在这里。”值勤兵见打发不了我,只好多说了两句。
“那你知道军乐队在哪不?”我打蛇随棍上,笑着追问。
“我们有两个独立排,军乐队是哪个独立排我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能告诉你。请你离开!”值勤兵严肃地举手示意。我见不可能再问出有效信息,只得骑车慢慢往回走,可就这么放弃又心有不甘。
离部队大院不远的小卖部,一个穿着军装的人在买东西。我赶紧走过去向他打听独立排的地址。他用与值勤兵相同的眼神上下打量审视我,但说话语气柔和了几分。他不知道军乐队属于哪个独立排,只知道两个独立排一个在粮油厂附近,一个在砖瓦厂附近,具体位置他也说不清。
在县城土生土长十几年,粮油厂、砖瓦厂这两个地方竟完全在我的生活圈子之外。从小卖部老板口中得知,粮油厂在县城东北边,离得稍近,砖瓦厂要出县城往南走,有些远。我决定按大致方向先到粮油厂附近再找人打听。
经过县城唯一的立交桥,顺着引桥往前,来到过江大桥的桥头,这里离我家很近。以前在我家马路对面开着家国有粮油铺。铺子开间很大,里面荫静到有些阴森。米面装在很大的木斗里,那木斗大到能装下好几个小孩。爸妈买米面会带个布口袋,接在木斗旁倒梯形白铁皮口下。营业员说声“接好”,米面便应声而下。油和醋装在半人高的大陶罐里。小时候,我常帮着跑腿来买油买醋。营业员让我把从家里带来的玻璃瓶子接在一个铜嘴上,他用吊子把油或醋倒进对应的大漏斗里,并嘱咐我拿好瓶子、对好瓶嘴,随着拉杆压下油或醋便“唰”地一下滋进我手里的玻璃瓶里。现在这个粮油铺、院子和旁边的家属楼早拆了,地卖给了外地老板,开发成了综合市场。临街统一建起两三层琉璃瓦仿古的商铺和门店,店面围着的中间天井被隔成“豆腐块”大小的摊位,卖各种小商品。生意说不上好坏,只是除了请客吃饭,本地人买小商品还是会去不远的“瞎子巷”,不会来这里。
除了这个综合市场,桥头的另一侧是蜿蜒的土堤坡。顺着土堤坡往前走,不远便是蒋丽琴家,她家住的是堤坡下粮管所的家属楼。她爸妈原是粮管所的职工,改制下岗后才去街上摆小吃摊。她爸妈身体都不太好,她妈生她时快四十了,属于高龄产妇,落下一身病痛。她爸总是咳,我妈说那是“痨”。以往,这条路的终点对我来说就是蒋丽琴家,再往前从未去过。今天我要去前面看看那未知的世界。
堤坡蜿蜒、高耸,看到不尽头。两边坡上,蒲公英、马齿苋长在或青或黄的狗牙根里,像癞蛤蟆背上的疣,东一块、西一块,疙疙瘩瘩。堤下两三层楼的民房大多未高多堤顶,只有堤脚的杨树能遮挡堤上人的视线。堤顶路面被车轮轧得弯七扭八、高低不平,加上碎石“助力”,骑车变成了件需要专注且痛苦的事。
不知颠簸了多久,堤下民房渐稀,在黄绿纵横的田块中出现一个大院子。一圈大大小小的红砖平房围出这个院子,院中水泥地上摆着几台已锈蚀的没有传送带的传送机。我顺着接到堤脚的水泥路骑车到院前,看见院门旁挂着粮管所、粮油厂和购销公司好几块牌子。栏杆式的院门紧锁着,门旁不远,从水泥坡上去的平台上放着一大块锈了的厚钢板,想来可能是地秤。院墙外荒草丛生,墙上隐约可见斑驳的、刷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白色宣传标语,进深大、房顶高的大门上写着“仓库”的简体字,低矮的连廊小平房房门上用同款字体写着“办公室”。
在院门外喊了几声、张望了会,没人。我只好顺着院前的水泥路往前走,遇到人便问附近有没有当兵的住所。有个背着藤筐的老头告诉我这里已经到了劳改农场的地界,前两年农场改制,这周围驻守的部队已经迁走了。我知道农场离县城不远,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甚至说话也与我们的方言不同。小时候大人们常说农场各方面条件、待遇都比县城街上好,没想到他们也改制了。
我向老人打听到往砖瓦厂走的路,继续骑行,经过人迹寥寥的堤坡,到桥头、“瞎子巷”、“十元休闲”街、抚平湖、县师范、机床厂、新客运站……一路上,周围的环境熟悉而又陌生,我发现:我即将要离开的这个地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却从未真正了解它。
姥姥常自豪地跟我讲古:她小时候江上没有桥,过江要坐船,偶有天寒年景,江冻上了人才能从江上走过去。当年这里码头好,卖米卖布的都要来,很多货物也都从这里过,买卖繁盛,被称为“小汉口”。学校老师介绍这块平原,常给它冠以富庶的鱼米之乡之名。可眼前的景象却难以和这些印象关联上。
早年老城区马路两旁三四十公分粗、能左右拱卫形成绿荫走廊的法桐被一砍而尽,取而代之的是时常被打破白色玻璃灯罩的不锈钢路灯,下雨济水、走路崴脚的地砖和密密匝匝的小门面。抚平湖旁的立交桥和与之相接的双向四车道作为县里的面子工程,三不五时会打围维修,可这条水泥路不是丢了井盖就是被压裂了路面,仍五米一坑、十米一坎,骑车经过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县师范对面是棉纺厂旧址。大姑妈原是棉纺厂的职工,也是最早改制下岗的一批人。棉纺厂的厂房、机械和地都卖了钱给职工发遣散费。外地老板来开发建商场,建到一半烂尾跑了。后来又有人把它整改成商贸市场,却并没多少店家入驻,生意一直要死不活。现在这里两层楼的商铺大多开的是游戏厅、网吧、酒吧或ktv,白天冷清,晚上热闹。老板们私自隔出各种小包间、拉上各种彩灯、电线,如盘丝洞一般乱七八糟、破破烂烂。表姐曾告诫我晚上别往里走,里面喝酒、打架闹事、嗑药的多,对女生来说很危险。机床厂厂址还在,只是院门大锁,里面早已不开工,员工们大多停薪留职,自谋生路。初三暑假我与小妮子一同参加的那个补习班便在机床厂。那个班是职工家属办的,教室是一间厂办公室,红砖房的山墙和水泥台阶上大多爬上了肉茸茸的青苔,路边葱茏郁闭的大樟树上时而传来各种鸟叫声。厂区幽静,倒也适合念书。
新客运站在县城边缘,再往前、往左、往右便都算出城。客运站最早在桥头,也就是我家隔壁,紧挨着老城区的主街,后来配合新区建设搬到了抚平湖旁,兼顾了老城区和新城区两部分人坐车的便利,再后来就搬到了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叫“新客运站”,它其实已经建好运营好几年了,只是大部分人还是习惯在桥头或抚平湖车站等车,不愿先花钱坐环城车出城到客运站,于是客车也还是从桥头到抚平湖再到新客运站沿路接人。大部分人保持着老习惯,于是新客运站无论建了多久,大家不去用,在概念里它就总是新的。
过了新客运站前的大转盘往南,临街的两层小楼、红砖房、土坯房越来越少,笔直的水泥路两旁除了高耸的杨树、扯着电线的水泥杆,便是各种田块。烈日噬咬皮肤的疼痛也妨碍不了我的各种猜测:路上有岔口有转弯吗?能找到吗?会出意外吗?见面了怎么开口?被拒绝怎么办?……
频繁找路人验证去砖瓦厂的路,所有人都告诉我“还早,向前”。直到路边的高坡上出现一段红砖墙和一个不显眼的铁门,我把自行车推上土坡,顺着门缝往里打探,刚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某某监狱,一身绿军装便挡在我面前,是站岗的士兵。我向他打听砖瓦厂和独立排,他说这里就是砖瓦厂,独立排在隔壁。我顺着他指的方向,在树枝遮掩的缝隙中找到个小铁栅栏门,门后是一个狭长、封闭的小院,门口粗壮的构树把这个小院顶遮了多大半。院旁一排矮小的平房,阴暗潮湿,住的人不多。孟班长见我找上门很是错愕,手局促地抬抬放放不知要落在何处,嘴张了几次,说了个“你”字就没了下文。班长身后的门框边时不时露出几双眼睛、探出几个半截脑袋听我们在说什么。
“还记得我吗?一个多月前建党文艺汇演的晚上,我们上次在学校操场见过的。那时说可以教我学乐器,现在我来了,能教我吗?”我笑着说道,尽量显得松弛、大方。这是我一路上推敲了许久的开场白。这些话还没说出口时,见到孟班长的样子,我就知道自己的出现给他带来了麻烦,但还是决定问一下试试。
“哦……我也很想教你,但……部队有纪律,不让我们跟地方上的社会女青年过从甚密。”班长犹豫地说着,声音越来越低,有些底气不足。失去了夜色掩映,他身上那晚的英气与潇洒消失殆尽,眼前活脱脱是个被管束的小媳妇。
我想过会被拒绝,但没想到被拒的理由竟是因为“社会女青年”的身份。原来在别人眼里,我已不是孩子、不是学生,而是一个社会女青年了。这个定位让我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啊?这样啊……呵呵,给你添麻烦了啊!”我嘴上这么说着,脚却没有挪动步子离开,终究是不甘心大半天的寻访只因一句拒绝便回头。
“你要是真想学,可以跟我们指导员说,他批准了就可以。”班长接着说:“只是最近指导员不在,要过些天才能回来。”他前一句话掐灭的希望又因他这句话死灰复燃。
“那你们指导员回来了,你帮我说说?”我笑着委托他。
“嗯,我不保证他会答应哈。”
“嗯嗯,理解,你能帮我问就很感谢了。”
“你高考分数下来了?考了多少?”他放松下来,开始闲聊。
“584,应该能走一本吧……”我说:“唉,也不确定,录取通知还没来。”
“这么高的分肯定没问题的。”他眼里闪烁着羡慕与向往:“恭喜恭喜啊!你以后就是大学生了,真厉害!”
“借你吉言,”我笑答:“等拿到通知书了请你吃喜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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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生都在寻访,看似在寻访一些人、一些事,在找工作、找伴侣,实则在寻找自己。在不断的经历中,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需求与定位。
若干年后,抚平湖旁的水泥路仍五米一坑、十米一坎。若干年后,桥头综合市场改成了停车场,县师范取消了,“新客运站”在人们心里终于活成了“客运站”,去掉了前面的“新”字。若干年后,小县城被评为贫困县,县电视台对此大肆宣传,县城出入口的客运站旁也拉起横幅,喜迎由此带来的资金与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