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那天在轰鸣的机器旁,我毫无预兆地弯下腰,哇地吐出一口粘稠,带着刺目腥红的血。
世界天旋地转,我被惊慌的工友送进了医院。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确诊了癌症。
“癌症是不是意味着我活不了了?”我问。
“只是前期,可以治疗的。”医生告诉我。
但我知道,治疗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我生病的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厂区。
小时候给我围巾和旧衣服的婶婶们,如今已是中年妇人,她们的眼角有了皱纹,但心肠依旧柔软,她们抹着眼泪,东拼西凑了一些钱塞给我。
那钱用红纸包着,沉甸甸的,是滚烫的心意。
但钱,永远是不够的。
这个道理,我从小就知道。
我把病情和需要更多钱的事情告诉了沈自清。
他像被踩了尾巴的猫,瞬间暴怒,又是一记耳光扇在我脸上。
我眼前一黑,鼻腔里涌出温热的液体,滴滴答答落在洗得发白的工作服上,像盛开的,绝望的花。
他指着我鼻子骂,骂我是讨债鬼,骂我故意害他。
那一刻,我只看着他扭曲的脸。
这世上,我只有他,他也只有我这个“儿子”。
我不知道,这是对谁的惩罚。
我需要住院了。
病房里大多是老人,我是唯一一个这么年轻的病人。
他们浑浊的眼睛看向我时,带着一种更深,更沉的怜悯,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我其实不想死,真的。
十八岁,我还没见过真正的阳光是什么样的。
但口袋里的钱,像指缝里的沙,飞快地流逝。
那种熟悉的,被饥饿和寒冷追赶的恐慌感又回来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蹲在狗盆旁的日子。
我以为那个男人不会再出现。
但他来了。
沈自清提着一个保温盒来了。
里面是热腾腾的饭菜,还有飘着油花的鸡汤。
他笨拙地喂我,动作有些生硬,甚至洒了一些在被子上,有些汤,我的心没那么冷了。
他还给我换了一间单独的病房。
开始有陌生人来看我。他们拿着方方正正的,个头很大的像手机一样会发光的铁块对准我,问我问题,眼里带着同情或好奇。
沈自清总是在我前面回答。
他说我是个懂事有孝心的孩子,他不后悔养了我,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和亲生儿子也没有差别。
他拥抱了我,我不够坚强,掉下了眼泪。
好像,病痛没有那么难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