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的这番话,让郑建国的心微微一沉。他意识到,矛盾的焦点已经悄然转移了。
当生存的危机解除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便浮出了水面。工人们的担忧,从“能不能拿到钱”,变成了“能不能分到好房子”。
他太清楚了,这些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在他十多年的基层工作生涯里,他见过太多在安置房问题上栽了跟头的案例。
那一张张因期望落空而扭曲的脸,那一声声在信访办公室里回荡的哭喊,都早已在他的记忆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记得几年前邻区的一个项目,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不低于一百平米”,最后交房时,开发商却玩起了文字游戏,把巨大的公摊面积算了进去,实际套内面积还不到八十平。居民们去闹,开发商就拿出补充协议里一行比蚂蚁还小的字,说“最终解释权归开发商所有”。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居民们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他不能让这种事,在老张和那几百个工人身上重演。
那个周末,郑建国没有休息。他把自己关在单位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泡了一大壶浓茶,开始了一场沉默的“备战”。他要做的事,就是把宏远集团未来可能扔出的所有“绊脚石”,提前一一清点、标记,并为每块石头准备好搬开它的工具。
他的战场,是单位那连接着内部系统的电脑,以及档案室里那一排排散发着陈年纸张气味的铁皮柜。
他首先打开了内部政策数据库,在搜索框里输入了关键词:“拆迁安置”、“面积核算”、“楼层调节系数”、“交付标准”。电脑屏幕上,瞬间弹出上百条文件链接,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到省市的地方法规,再到区里的补充细则,盘根错杂,浩如烟海。
郑建国没有一丝不耐烦。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船长,在信息的海洋里精准地航行。他逐条点开,细细研读。他的目光尤其关注那些措辞模糊、留有“解释空间”的条款。
比如,一份市里的文件中提到:“安置房的面积应与原拆迁面积基本对等,并可根据楼层、朝向等因素进行适当调节。”——“基本对等”是多少?“适当调节”的幅度又是多少?这就是魔鬼藏身的细节。
他又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泡在档案室里。他要找的,不是最新的文件,反而是那些已经有些泛黄的、关于过往纠纷的卷宗。他想看看,以前的“仗”是怎么打的,开发商最常用的招数有哪些,而政府部门又是如何居中调解的。
在一份尘封的卷宗里,他看到了一个案例,开发商以“小区整体规划调整”为由,将原本许诺给拆迁户的中心位置房源,全部换到了临近高架桥的一侧,而补偿方案却避重就轻。这份卷宗,让他出了一身冷汗。
两天的时间,他的笔记本上又多了满满几页内容。他不再是简单地记录,而是用一种近乎偏执的严谨,构建起了一个“攻防手册”。
他用笔画了一个表格,左边一栏是【风险预判】,右边一栏是【政策武器】。
在【风险预判】下,他清晰地列出了:
面积缩水风险:警惕开发商在公摊面积上做文章,模糊套内面积与建筑面积的区别。
位置调换风险:对方可能以各种理由(如消防、日照、管线规划)将优质房源替换为劣质房源。
质量瑕疵风险:赶工期可能导致墙体裂缝、水电线路等隐蔽工程存在问题。
配套设施不兑现风险:小区绿化、停车位、公共活动区等承诺可能无法按时按质兑现。
拖延交房风险:。。。。。。
而在右侧的【政策武器】一栏,他则针锋相对地标注出每一条可以用来反击的“弹药”:
对应“面积缩水”,他找到了《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关于“交付房屋的套内建筑面积或建筑面积与合同约定不符时,误差比绝对值在3%以内的,据实结算;超出3%的,买受人有权退房”的条款,并用红笔在“3%”这个数字下重重划了一道。
对应“位置调换”,他摘抄了《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中关于“开发商不得擅自变更规划设计”的规定,并备注:需在工程封顶后,第一时间介入,索要并核对最终的竣工图纸。
。。。。。。
当他写完最后一笔时,窗外的天已经完全黑了。办公室里只有他桌上的一盏孤灯,将他的身影长长地投在身后的墙上。
有一次局里召开每周的重点工作推进会。长条形的会议桌上,坐着局里的主要领导和各科室的负责人。空气中弥漫着文件纸张的油墨味和茶水淡淡的涩香。局长姓刘,是个头发微白、不苟言笑的领导,正听取着规划科科长关于一个新文化街区项目的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