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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3章 也能让他的行动在程序上站得更稳（第2页）

“下次……区里开几个重点项目推进的协调会时，如果碰到了宏远集团的负责人，我会顺嘴提一下这个城南项目进度的问题。”他轻轻拨弄了一下文竹纤细的枝干，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特意说给郑建国听，“提醒他们注意一下社会影响，该履行的责任要尽快履行。”

郑建国的心里微微一动，这算是意外之喜了。由李科长这种级别的人在那种场合“顺嘴一提”，分量远比他打十个电话要重得多。

然而，他这点转瞬即逝的乐观还没来得及升起，就被李科长的下一句话彻底按了下去。

李科长转过身，镜片反射着窗外的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他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清醒：“但是，建国，你心里也要有数，别抱太大希望。这种事，我们敲敲边鼓可以，但最终解铃还须系铃人，补偿款的发放，最终还是得靠开发商自己的意愿和他们的内部流程。”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郑建国心中刚燃起的那点火苗。他彻底明白了。李科长这是在给他画一条清晰的界线：我可以帮你用领导的身份敲打一下，让你师出有名，但这只是“帮忙”，不是“负责”。事情办成了，是你的功劳；办不成，也别指望科里会为了你去跟一个大企业彻底撕破脸。这是他能给出的、最大限度的支持，也是一层最安全的自我保护。

郑建国的心里泛起一丝苦涩，但更多的却是对这种体制内生存法则的了然。他知道，李科长没有错，换做任何一个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多年的人，大概率都会是同样的选择。指望别人为了一群素不相识的工人去冒不可知的风险，本就是一种奢望。

他压下心头复杂的情绪，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混合着理解与感激的表情，对着李科长重重地点了点头：“谢谢科长，我明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嗯，去忙吧。”李科长挥了挥手，重新转向了他的文竹。

郑建国轻轻带上门，将那一方“宁静致远”的世界隔绝在身后。

走廊里的光线比科长办公室里要明亮得多，也冰冷得多。他刚才在李科长那里得到的那句“顺嘴一提”的承诺，就像一颗在寒夜里划过的火柴，有过一瞬间的光亮，但很快就熄灭了，剩下的，只有更深的寒意和呛人的硫磺味。他知道，这条路终究还是要靠自己走。

从领导办公室回来，他没有立刻投入到那份“天誉华庭”的档案里去。他先是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滚烫的茶水滑过喉咙，带来一阵灼热的清醒。他坐在椅子上，目光落在桌面的日历上，静静地思考着自己的节奏。

这件事，急不得，也慢不得。逼得太紧，会让王经理那边产生逆反心理，索性耍起无赖；彻底放任，又正中对方下怀。他需要的是一种持续的、温和的、却又如影随形的压力，像水滴石穿一样，慢慢磨掉对方的耐心。

于是，他拿起了手机。他没有选择打电话，因为电话里的声音可以伪装，借口可以信口拈来，挂断后便了无痕迹。而信息不一样，白纸黑字，发出去就是一份记录，一种无声的凭证。

他打开与王经理的对话框，手指在屏幕上不疾不徐地敲击起来。

“王经理，您好，我是规划局的郑建国。冒昧打扰，只是想关心一下，关于城南项目拆迁工人的补偿款优先发放事宜，贵公司的内部流程走到哪一步了？工人们都盼着呢，还请王经理多费心。”

他逐字逐句地检查了一遍。没有一个质问的词，没有一丝催促的火气，通篇都是“关心”、“请问”、“费心”这样的客气话，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例行询问的姿态。但这份客气背后，却藏着不容忽视的潜台词：我盯着呢，领导也知道了，别想蒙混过关。

点击发送后，他便将手机屏幕朝下扣在了桌上，不再去看。

直到第二天下午快下班时，他的手机才“嗡”地一声轻微振动。解锁屏幕，是王经理的回复，简短得像一条自动生成的系统消息：【郑科长客气了，此事已上报，正在走集团内部审批流程，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知。】

郑建国看着这条信息，嘴角勾起一抹意料之中的、略带嘲讽的微笑。他仿佛能隔着屏幕，看到那位王经理坐在舒适的真皮老板椅上，熟练地从几个预设好的模板里，挑选出最敷衍也最无懈可击的一句，轻描淡写地点击了发送。

他没有回复，只是默默地将这条信息看了一遍，然后锁上了手机。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两天后，周四上午。他又发去了第二条信息，措辞依旧客气，只是换了个角度：“王经理，早上好。工人们托我问一下，关于优先安置的名单确认，大概需要多久？他们也好提前做些准备。”

这次的回复来得快了一些，但内容却换汤不换药：【郑科长，这个需要多个部门会签，领导们也比较忙，我们在加紧催了。】

就这样，一场无声的、数字化的拉锯战开始了。郑建国成了最执着的“老钟”。他的信息有时在上午，有时在下午，间隔一到三天不等，内容总是围绕着那件事，但切入点各有不同。有时是询问“流程进度”，有时是转达“工人关切”，有时甚至是分享一条“市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闻链接，不发一言，却胜过千言万语。

而王经理的回复，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话术体系”。【在走流程】、【领导在审】、【正在协调】，这三句话如同三板斧，翻来覆去地使用。郑建国不再对他的回复抱有任何期待，他甚至能预判出对方会用哪一句来搪塞自己。他不再追问，不再辩驳，收到信息后看一眼便罢。他要做的，就是通过这种不间断的、礼貌的“骚扰”，让这件事始终悬在王经理的待办事项里，像一根拔不掉的刺，让他无法彻底遗忘和忽视。这是一种态度，一种无声的宣告：我，以及我身后的规划局，始终在关注着这件事。

然而，对宏远集团的“温水煮青蛙”，只是他工作的一面。另一面，是对工人们那颗焦灼之心的安抚。这比跟王经理打太极，要耗费心力得多。

每周五的下午四点半，成了他与老张固定的通话时间。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喧嚣了一周的楼道渐渐归于沉寂，只剩下窗外夕阳投下的长长光影。郑建国会在这时，关上办公室的门，拨通老张那个尾号是“886”的手机号码。

“喂，老张吗？我是规划局的小郑。”他的声音会不自觉地放得比平时更柔和一些。

电话那头，总会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风声、电钻声，或者其他工友的谈话声，然后老张那略带沙哑和疲惫的声音会清晰起来：“哎，郑科长！您好您好！我们正念叨您呢！”

郑建国能从那一声“郑科长”里，听出混杂着尊敬、期盼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别客气，叫我小郑就行，”他会先拉近距离，然后切入正题，“这周大家情况怎么样？工友们的情绪还都稳定吧？”

这句问话，像一个开关，打开了老张的话匣子。老张虽然尽力维持着语气的平稳，但话语里渗出的焦虑却是藏不住的。

“唉，大家伙儿……怎么说呢，嘴上不说，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前天，老孙家的媳妇又住院了，等着钱救急呢；小李家的孩子马上开学，学费还没着落……大家都憋着一股火，要不是我天天压着，说您这边在帮忙想办法，估计早又去堵宏远的大门了。”

每当听到这些具体而微的困境，郑建国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这些不是冰冷的档案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正在承受的煎熬。他甚至能想象到老孙在医院走廊里抽着闷烟的愁苦模样，能想象到小李对着学费单唉声叹气的窘迫。

而他，此刻却只能给出一些听上去有些苍白无力的安慰。

“老张，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局里非常重视这件事，我每周都在跟宏远那边沟通，一直在督促他们。”他顿了顿，斟酌着用词，既要给予希望，又不能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这件事我已经向我们领导做了专题汇报，领导也很支持。但开发商内部的流程确实需要时间，咱们得……得再给他们一点时间。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稳住，千万别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一旦闹大了，性质就变了，反而对解决问题不利。”

他知道，这些话自己说着都觉得有些空洞，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他是在用自己作为公职人员的身份，用“局里”、“领导”这些词汇，为工人们构筑一道脆弱的心理防线，让他们相信事情还在轨道上，希望还在前方。

电话那头，老张总会沉默片刻，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

“唉，我懂，郑科长，我们都懂。我们信得过您。要不是您，我们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