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恶念施慈悯。”
宽容之道传众生。
慈容写满众生脸,
真理之光在闪耀。
安妮·鲁勒吉,
生前蒙受林肯爱,
埋骨荒草冢。
生虽未同衾,
死可结连理。
祖国永繁昌,
英华绽胸前。
贪婪的殡葬商依然无法带走安妮,她的遗骨留在她长眠的“协和公墓”里。那里也埋着亚伯拉罕·林肯的心,他的热泪滋养着这块土地。安妮·鲁勒吉长眠在野玫瑰和北美鸽的鸟语花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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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陶德(1)
玛丽的风格是高傲,她坚信自己日后会成为总统夫人。
在安妮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837年的3月,林肯骑马离开了纽沙勒。他来到春田镇,开始了“实习律师”的生涯。
他在马鞍袋里塞进几本法律书、几件衬衫和内衣裤,这就是他的全部财物了。在一只蓝色的旧袜子里面,有几枚数额不大的硬币,那是他做邮递员时所代收的邮资。到春田镇的第一年,林肯手头非常紧。要是别人也许早就挪用这笔邮资了,待以后再补上。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觉得这样不诚实。所以,当邮局里来人跟他结账时,他交出的钱正是前一两年收进来的那几枚,而且一文不差。
店铺倒闭后,贝利又酗酒致死,留下来一大堆债务。林肯骑马走进春田镇的那天,身上已负了1100元的债务。
那时,林肯完全可以通过钻法律上的空子,声明生意失败,请求分摊责任的办法躲过债务。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却主动找上门去,请求债主给他时间,到时他保证连本带息一并偿还。除一个叫彼得·凡柏金的人提起诉讼之外,别人都应允了;那人胜诉后,林肯的马儿和测量工具就被拍卖了。其他债权人耐心地等了14年,直到1848年林肯当选国会议员之后,他才将薪水寄回家,还清这笔老账,兑现了他的诺言。
那天早晨,当林肯到达春田镇的公共广场后,他就在西北端的“约书亚·F·史匹德日用商品店”前面下了马,将马儿拴在那儿。史匹德后来回忆道:
他下马后,打算向镇上惟一一家家具匠订做一个床架。他走进我的店铺,把马鞍袋搁在柜台上,就向我打听做一个床架需要多少钱。我算了一下材料的费用,发现总共要花17元。他说:“不算贵,可是无论多便宜,我都买不起。你假如让我欠账,那么,到圣诞节时我的律师事务所成功了,就可以还你钱;但假如失败了,可能一辈子也还不起。”我抬头打量着他,心里暗自惊讶:这辈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忧郁的脸孔……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这么想。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之心,于是对他说:“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请你来跟我分享它。”他问:“你的房间在什么地方?”我指了指通往卧室的楼梯说:“在楼上。”他什么也没说,抱起马鞍袋上了楼,下楼时,他笑逐颜开地对我说:“好啦!我十分感激你,史匹德!”
就这样,没付一分钱房租,林肯和史匹德一起在店铺楼上同住了五年半。
威廉·伯特勒是林肯的另外一位好朋友,他不但提供林肯五年的伙食,而且还为他买过不少衣服。伯特勒并未明说要收多少钱,这完全是出于朋友间的友谊和帮助。林肯可能付过伯特勒一点钱,那是在他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林肯认为,如果没有伯特勒和史匹德的援助,他的律师事业绝对不可能成功。林肯把这两个好朋友视为上帝的恩赐。
林肯与一位姓史都华的律师合作。大部分时间史都华都在关注政治,律师事务所的例行事务都由林肯负责,不过业务并不多。办公室内的陈设也有点寒酸:一张肮脏的床、一块野牛皮毯、一把椅子和一条长凳,还有一个书架,上边搁了几本法律书。
律师事务所开业的头半年,只收了五笔律师费:一笔二元五角的、两笔五元的、一笔十元的,他们还收了一件大衣作酬劳。
玛丽·陶德(2)
林肯惨淡经营,心灰意冷。他想放弃法律改做木匠。一天,在春田镇的“佩吉·伊顿木匠店”前停留,林肯又回忆起在纽沙勒读法律时,曾想要抛下书本,去当铁匠。
在春田镇的第一年,林肯非常孤独。有时在晚上,在史匹德店铺后面,偶尔会来几个议论政治的男子,他们算是林肯有限的交际圈了。他星期天很少上教堂,他觉得自己在春田镇幽雅的教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