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方面的事情,他是非常有经验的。
警方在农村解救被拐卖妇女时经常面临重重困难,这是事实。
从地理与社会环境来看,农村地区往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村落分布零散。
这使得警方行动的隐蔽性降低,解救队伍容易在抵达前就被村民察觉。
同时,农村社会多为熟人网络,宗族势力盘根错节。
被拐妇女的买主通常是村里的“自家人”
,村民出于“护短”
心理,可能会联合起来阻碍解救,甚至出现围堵警车、藏匿妇女的情况。
部分村民认为花钱买媳妇是“家务事”
,对法律缺乏敬畏,进一步加剧了对抗情绪。
被拐妇女自身的处境也增加了解救难度。
许多妇女被拐卖后长期遭受暴力控制,心理创伤严重,对外界充满恐惧。
她们可能已生育子女,在“为孩子着想”
的传统观念束缚下,对解救产生犹豫甚至抵触。
此外部分妇女被拐时间过长,与原生家庭失去联系,缺乏独立生活的技能和勇气,担心离开后的生存问题,从而拒绝配合解救。
法律执行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冲突同样不可忽视。
一些偏远地区存在“民不举官不究”
的惯性思维,基层治理力量薄弱,对拐卖行为的打击力度不足。
个别地方甚至将买主视为“解决光棍问题”
的受益者,暗中纵容此类行为。
当警方开展解救时,可能遭遇当地势力的软抵抗,如拖延时间、虚报信息等,导致解救时机被错失。
信息不对称也是一大障碍。
被拐妇女的求救信号难以传出,外界对具体情况的了解往往滞后。
即便接到举报,警方也需耗费大量时间核实信息,而村落内部的“攻守同盟”
会让调查取证变得异常艰难。
这些困难的破除,需要法律宣传的深化、基层治理的强化,以及对被拐妇女后续安置体系的完善,唯有多管齐下,才能逐步消除拐卖行为的生存土壤。
当然。
在沈青云看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在于,对于那些拐卖妇女的买家和帮凶们,惩处力度不够,让他们有了以身试法的勇气。
赵长河这边,听到沈青云的布置之后,点头如捣蒜,正要拿出电话给县公安局打过去,却被沈青云给叫住。
“记住三点。”
沈青云的目光扫过他慌乱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第一,必须保证人质安全,杨群和孩子不能受一点伤。
第二,胡大力要活的,我要知道这十年还有多少被拐来的女人。
第三,遇到暴力抗法可以鸣枪示警,谁敢动就开枪,责任我担。”
最后几个字像石头砸在地上,赵长河猛地站直了,腰杆挺得笔直:“保证完成任务。”
他转身往办公室跑时,皮鞋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像在追赶什么。
沈青云望着他的背影,弯腰捡起地上的馒头扔进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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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摸出烟盒抽出一支,刚要点燃又想起什么,昨天在杨群家看到窗台上有个掐灭的烟蒂,不是旱烟,是带过滤嘴的,说不定是胡大力抽的。
“书记,要不要跟去看看?”